新政府需要跨部門、有格局的政策研究組

行政會議周二（17日）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新政府將由目前三司十三局擴大至三司、三副司長、十五局，預期將為政府增加每年9500萬的薪酬開支。早前有消息指李家超政府將重設遭林鄭月娥取消的中央政策組，惟目前已獲行政會議通過的架構方案則未有包括在內。

特首當選人李家超被問及中央政策組的安排時，表示傾向「建立一些做政策的設置」，但最終會以怎樣的形式成立，仍有待組班後再積極研究和決定。他指出現時各個政策局都分開地進行政策研究，期望未來的政策研究的工作都會「集中在政府以外做，能吸納多一點觀點和角度」。而其中一個他認為值得加強的範疇，就包括目前千變萬化的國際形勢。

政策研究大腦角色不能忽視

目前新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門未有定案，李家超形容未來的政策研究可在「政府以外做」，令人擔心或會忽略了政策研究在政府施政、決策時所能夠扮演的角色。政府內部若設置類似中央政策組的政策研究機構，可便利公共政策的思考和制定。政策研究部門作為政府的大腦，能在日常的政府運作以外獨立思考，分析施政上有甚麼短板，提出策略性的應變方法。港督衛奕信在1989年成立中央政策組，並由政治經濟學者顧汝德出任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後，中央政策組便一直發揮政府內部智囊的角色，研究和分析政策，就一些公共政策以至管治問題建立政府內部的看法。

港大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卜約翰認為，新政府應重設類似架構，不應只依賴智庫或專家做政策研究，因而失去長遠政策規劃的研究能力。例如近日各個專家都對疫情發展作分析研究和評論，如果政府沒有自己的政策研究組，在某些政策範疇就容易被專家、既得利益集團牽着走，甚至難以形成紮實、能抵得着挑戰的政府看法，可見類似中央政策組的設置在政府架構也很關鍵。

國際研究是特區政府的弱項

不過，設立政策研究部門是一回事，設立怎樣的部門卻也是學問。不論是中央政策組，抑或由現屆特首改組成立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大部份的功能都只是回應政府內部在日常公共政策的研究需要。在2017年前，中央政策組亦一直維持着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報告、了解分析社情民意以至鼓勵社會就公共政策作討論的關鍵角色。甚至目前已改組的創新辦更已轉變成由政務官轉任的部門機構，不但失去為香港形勢發展、民情分析作主動研究的能力，其定位亦被一些立法會議員批評「開倒車」，只餘下提供秘書處支援服務、統籌跨局政策以及管理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等等角色。政府實際上就有必要重新建立出內部具公共政策研究能力、國際視野、形勢研判的智囊機構。

另外，正如李家超提出來屆政府應吸納更多與國際形勢相關的研究分析，其實亦道出了以往研究組的不足。特別是從《港區國安法》推行和落實以來，歐美國家便打了不少制裁牌，這些措施少不免都曾影響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例如去年年初，由特區政府成立並在香港股票市場交易的盈富基金就一度因為美國的制裁力而需暫停投資部份國有企業。但政府內部卻因為缺乏相關經驗和背景的人才，因而導致港府都在涉外關係的問題上處處受制於外國政府的措施。

新政府要明白，有一些事不應假手於人，尤其政策研究、形勢研判等往往都是涉及大量政府內部資訊。來屆政府值得三思架構應如何佈局擺位，完善特區的管治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