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上調最低工資　亦要職業安全從嚴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周四（10日）向立法會表示，預計法定最低工資可以上調但希望勞方妥協，另外當局再度調低極嚴重職業傷亡的可公訴罪行最高罰款額至1,000萬元。最低工資和工作安全是勞工的基本保障，政府這兩項對勞工保障不利的決定，實難助打工族度過時艱。

最低工資水平由2019年5月維持至今，時薪37.5元。羅致光在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稱，當局正檢討明年更新的最低工資水平，相信有機會提升。他希望勞資雙方能互諒互讓，工會勿再因為加得太少就寧願凍結，至於長遠路向則有待當局檢討經驗後再向議員交代。

最低工資升幅須追上物價升幅

局長似乎為市民做期望管理，令人憂慮最低工資即使上調也不會加幅顯著。從商界角度，新冠疫情導致經濟不景，提升最低工資水平令企業百上加斤，尤其受影響的打工族不只是領取最低工資的二萬人，還有略高於最低工資的一群，即衍生漣漪效應。然而，政府不能只顧商界難捱而忽視基層的窘迫。最低工資以月薪計隨時低於一萬元，收入僅可糊口。再者，連年通脹更蠶蝕他們的購買力。自2019年5月至去年12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已經上升逾4%，食品加幅更達7.5%。最低工資調升五角或一元無法替他們抵銷通脹壓力，其升幅最起碼要跟物價升幅一致。

若說最低工資的升幅輕微，那麼政府一再降低《職安健條例》下涉及極嚴重罪行的最高罰款額至1,000萬元，更是放生企業一馬，尤其是大企業。

現行的《職安健條例》罰則維持廿多年不變，加上過往法庭的實際刑罰遠低於最高標準，相信是近年職業傷亡個案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每年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為約20宗，但前年每張傳票平均罰款僅為7,800元，而涉及致命工業意外的個案，每張傳票平均罰款僅約2.4萬元。當一般企業的盈利也以十萬、百萬計，罰金如九牛一毛。在刑期方面，只有四宗個案曾獲法庭判處監禁，其中三宗獲判緩刑。再者，前年因違反職安健法例而被定罪者中，屢犯者佔比高達32%。兩類罰則之低，顯然無法阻嚇企業重覆犯錯。

職安罰則不能退讓

政府建議調升罰則本來值得肯定，但罰則限額一再被調低。就涉及極高罪責或嚴重疏忽並導致嚴重後果的個案，政府最初建議為最高為營業額的10%，後來因為僱主擔憂超出承受能力，政府先後調低金額至5,000萬元、2,000萬元，到現在提議的1,000萬元。此外，最高監禁年期亦由三年減至兩年。雖說金額和刑期不少，但當意外涉及多條人命，罰款未能反映意外的嚴重程度。

勞工處解釋本地企業絕大部份是中小企，1,000萬元最高罰金已是現行最高罰金的20倍，足以促使企業更重視預防措施，避免意外發生。可是，處方早已預留活門給中小企，另外建議法例加入新條文，要求法庭量刑時須參考被定罪公司的營業額，作出相應阻嚇力的判罰，且不應包括偶然產生及非一般性收入。換言之，法庭應該不會向中小企開出超乎比例的罰單。如此一來，政府一再調低最高罰金，最能鬆一口氣的相信是佔本地企業數目2%，但僱用大量員工，盈利往往數以億元計的大型企業。

對大企業來說，1,000萬元算不上大銀碼，而且法庭未必把所有極嚴重案件判以最高罰金，企業最後或只需罰700、800萬元，對營運的影響更小。常言道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既然大型企業聘用、監督的員工人數眾多，就有更大責任確保他們安全工作，政府無必要對他們特別仁慈，調升最高罰金以收阻嚇力合情合理。

官員經常說要推廣良好勞資關係，但從調整法定最低工資和職安健法例罰則看來，政府一再在商界面前退讓，而非主動拉近勞資之間的權力差距。新冠疫情下，大小企業和勞工也在捱苦，或許政府擔憂在勞工保障上不讓步，就連僅有的成果也失去。但只要回顧過去，不難發現政府的讓步由來已久，見諸於取消強積金對沖，侍產假日數，用十年時間劃一勞工假及公眾假期，遑論未提上議事日程的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試問勞工階層可以再退讓多少？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在社會經濟危機時竭力保障勞工生活和健康，待經濟復甦時享受共同富裕。職安健條例修訂預計在上半年提交立法會，勞工處應爭取時間遊說商界調升最高罰金，令一眾勞工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