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楊千嬅是「怪獸家長」，還是教育價值失誤？

無疑，她的言論帶有性別偏見；可是當大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怪獸家長」表示厭惡，其實是在厭惡什麼？ 

驚恐皆因性別認知不足

男孩子就一定喜歡藍色，女孩子就喜歡粉紅色；男孩子玩超人與模型，女孩子才會玩芭比與煮飯仔——楊千嬅的在訪問中因擔心兒子性別錯亂而出現的驚恐，其實是一般大眾對於性別的傳統認知。長久以來，人們對性別的想像建立在生理性別的二元分類上，若有人不兼容於這種規律，就會無所適從。

事實上，無論在生物科學或行為科學上，這種想像與概念都不斷遭到挑戰與改變。在歐美地區，許多改革先鋒多年來不斷在社會與制度上努力，望可衝擊社會的既有觀念，讓大眾了解在廣闊的性別光譜下，有更多不同的面向。早於二戰結束後，與性學相關的書籍已隨着性別平等運動而出現。1969年石牆騷亂後，同性戀者更在美國大規模地組織起來，爭取同性戀的合法地位、社會認同和平等權利。經過多年抗爭，自由主義者已普遍認同性別與認同不同（LGBT）的群體也應擁有同等人權；同性婚姻亦已在多地與國家合法。

性別平權的聲音，透過大眾傳播與流行文化的結合，亦逐漸形成歐美地區大眾的普遍認知。新一代天后Lady Gaga，就是其中一位酷兒所愛戴與標榜的人物。她的《Poker Face》、《Born This Way》與《Hair》都致力為酷兒群體發聲。透過這位紅遍全球的巨星，新一代未必了解酷兒理論，但她在歌曲中對「身體、性別、個人身份與性別認同，不必符合社會框架」的強調，卻廣泛地被年輕一代接納擁抱。「Baby I was born this way」這種忠於自己的宣示，在80後與90後一代人中，深具影響力。

大眾媒體加強性別意識，改變世代價值觀 
除了Lady Gaga高聲為不同性別認同的人發聲，爭取平權以外，迪士尼動畫公司近年來亦創作出更具性別平等意識的公主動畫。有研究指出，過去的公主得到的讚美，大多只來自她們精緻美麗的樣貌。因其能力與勇氣而得到的讚美百分比，在《睡公主》中只有8﹪，《灰姑娘》有18﹪，《白雪公主》更是0﹪。但在近年的《勇敢傳說》中，56﹪受到的讚美是來自公主的能力與勇氣；《冰雪奇緣》中也高達35﹪。不少女孩子在孩童時都喜歡裝扮成公主模樣，甚至進行角色扮演。迪士尼動畫中公主形象與個性的轉變，無疑會形塑和改變孩童對性別角色的認同與認知。

隨着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的高速發展，如今世界各地的孩童，只需憑藉衛星電視、電話、電腦等，就可方便地接收到社會進步的新思維。這使得他們對於社會的想像、個人價值取向以及身份認知，與傳統思維迥然不同。現時香港的孩童正正是於新的價值觀下長大的一代。

矛盾的是，接收資訊的途徑雖是開放的，但現實的環境卻相對封閉。香港社會講求競爭，弱肉強食的制度和社會環境，與孩童在大眾媒體上獲得對世界的認知產生落差。孩童必須努力去除不符合框架的個性與習慣，才能融入對「正確」或「成功」定義單一的制度與社會環境；而緊張的家長則在旁監督，希望孩童能成為「人上人」。 如此一來，家長與孩童都困在只求效率與目標的牢籠，處於分裂狀態。

勿把問題個人化 改變應從社會開始
這種新舊觀值觀的落差，與社會現況的衝撞，經常令年輕人因無所適從而異常憤怒且悲哀。年輕人覺得上一輩（家長）沒有思考體制好壞，只是功利地一味要求他們適應，無疑是建制的幫兇。父母與年輕人所期望的亦出現落差，結果令社會出現反撲聲音，對「怪獸家長」提出指控。

可是，單純的情緒宣洩及對怪獸家長問責，無助解決問題；要求子女與家長「努力去體恤對方」，問一聲shall we talk亦難治本。香港與美國同樣處於新自由主義體系與文化之中，因此問題與責任常會推向個人。但除了強調個人責任，我們還必須考慮制度所建構出來的意識型態與文化。新的價值觀，必須有一套新的制度來配合，才可減少衝突，因應新思維的好壞而制訂新政策亦可讓香港社會變得更好。

無疑，香港社會許多方面都需要作出根本上的改變。當中，教育制度是最影響孩童日常生活的一環。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2017 年施政報告——教育局的政策措施》中，提到整個教育政策的抱負與使命：「培育人才始於教育。在教育政策方面，我們的抱負與使命是為學生提供全面而均衡的學習機會，讓他們可以啟發潛能，為全人發展，終身學習奠定基礎，使他們學有所成，學以致用，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然而，當中「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中所指的貢獻是甚麼，是否只是經濟上的貢獻？培育人才是否只為了在這個經濟至上的社會帶來更多勞動力？ 如果不改變當中只追求成績與名次的制度，這只是一種空洞虛偽的包裝與話語，欺騙自己，欺騙大眾。

不合時宜或推卸責任的教育政策

教育本應是一個平台，讓孩童發展與接納不同的個性與身份，開放不同的討論，讓他們可接收到外來資訊，了解社會的現況與制度，從而選擇往後的人生方向。但香港的教育制度早已變成只為了個人在階梯上晉升的工具。回顧香港教育政策因社會的變化所作的改革，不是推卸責任，就是改革根本不合時宜。

舉例來說，在性教育方面，政府雖然在2012年進行改革：於初中課程新增的生活與社會科加入「知情識性」學習單元，涵蓋「戀愛認知」和「性態度的培養和發展」，亦設有延伸部份，討論性騷擾行為、網上色情陷阱、意外懷孕的後果及影響等。但有教師指出，性教學資源庫裏仍列有早已不為年輕人使用的ICQ；而且同性戀、跨性別等「敏感議題」也沒有正式納入課程，無疑是與年輕人接觸的資訊和議題嚴重脫節。另外，課程的教學模式依然是由老師主導，缺乏學生的討論空間。而且許多老師的思想比學生更守舊，到底這種性教育最後有否成效？若有成效，會否又只是建立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框架呢？若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思想框架，又如何回應在全球化與資訊科技高速發展的世代下產生的新思維呢？

從上述例子可見，政府明顯不理解年輕一代早已改變的價值觀與主體，只以一個脫節的改革對應社會的變遷。而當有大事發生時，政府只以報告、文件回應社會的改變和期望，並無從年輕人角度出發思考他們所需，更沒有任何治本之法。

另一例子是，吳克儉去年因多名孩童自殺而歸咎於學生沒有完善的生涯規劃，疾言「我們一方面會加強支援中學的生涯規劃教育和升學就業輔導服務，協助青年人認識自己，籌劃未來；另一方面我們會提供靈活多元及多階進出的升學、工作和進修途徑，以及推廣持續學習，以裝備青年人追求他們的理想，並加強他們對協助青年人認識自己。我們會繼續提供升讀優質專上課程的機會，並會開拓和推廣職業專才教育，以迎合青年人的多元興趣。」雖然目標遠大，但卻沒有相應制度讓孩童認識自己，也沒有一個相對的課程架構去培養孩子的興趣與獨特的主體性。功利、分banding的制度不變，口講「靈活多元」、「協助青年人認識自己」、「追求理想」，其實只是一種官僚手段，以「政府做左野架喇」的態度，把責任推向學生、家長與學校，將問題歸因於「家長管教不善」、「家長太怪獸」、「學生不夠堅強、不堪一擊」等等。

教育制度如何與世界接軌？
無疑，每個孩童都有其獨特的成長經驗。然而，縱使孩童的成長有個人因素的影響，但制度所建構的日常生活，卻也打壓孩童的主體。綜觀世界各地，不少國家的教育政策與方法已跟隨時代進行改變，因時制宜才能令學生可以更有個性與尊嚴地成長。

若參考學生學習成效世界第一的芬蘭，他們的教育觀是把「學生視作有血有肉的個體」，因此鼓勵學生多玩樂多嘗試，着重享受生活大小事，從經驗中學習。因此學校裡沒有標準化的評核與考試、沒有分banding、學生每星期亦只需上學二十小時。在制度細節上固然有必要再作更仔細的討論；但其教育觀以及勇於改革以實踐抱負的態度與實際行動，確是值得港府借鏡。

可笑的是，香港仍在就是否取消讓孩童與家長痛苦不堪的TSA上爭論不休，討論層面亦只停留在同一框架與制度之中。若只是繼續推行與維持不合社會需求的政策，打算以標準化的考核來磨滅孩童的主體性，又或視教育為用來換選票與利益的工具，最後不單讓孩童與家長受苦，世代矛盾亦只會持續，政府也只會愈來愈「離地」，不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