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選舉期的到來｜于品海

選舉期又來了。我經常反思選舉是為了什麼，難道不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改善人民生活？其他的想像，特別是沉迷於某種意識形態，只會讓人精神錯亂。

這一次立法會選舉比較特別，一些人認為它沒有朝着自己理解的「進步方向」前行，更不願意接受中央政府是在用不一樣的路徑糾正立法會的混亂。改變會否「成功」，言人人殊。我願意用積極的態度去接受改變，着眼點不在於直選議席有多少，而是它能否解決香港的施政困局，特別是針對深層次問題。有理由相信這次的改變可讓立法會聚焦於解決問題——它放大了選舉委員會的角色，借此保證議會的有效運作，改變政治鬥獸場的舊有模式。

其實，立法會從來不是施政的主導者，更不是決策機構，從殖民地時期到現在，香港都是「行政主導」，立法會不可能越俎代庖。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有人將其想像為香港的最高權力機構？

泛民為什麼失敗

這一次立法會選舉有幾個值得思考的現象，首先是泛民不再有參選的積極性，這不只是因為過不了資格審查，更重要的是受不了網絡激進群體的語言暴力。溫和泛民過去幾年的遭遇可謂災難，令人於心不忍，但政治就是這樣。正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面對重大社會轉型，如果不能夠堅持原則，只懂得隨波逐流，必然會被形勢淘汰。泛民既然支撐不起社會激烈轉型所需要的領導力，那就與社會的變化無關，只能「休息」。

我與不少泛民朋友相識幾十年，一直欣賞他們的堅持和對基層的關懷，也與他們一樣嚮往民主自由。但是，對於泛民長期以來在民生領域蜻蜓點水式的論政，以至盲目倒向暴力抗爭，我也直斥其非，並且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們對中央政府的偏見注定要失敗。過去幾十年，泛民強化了香港人對選舉民主的重視，如果他們用同樣力氣推廣公平正義的社會分配，政府或許已把更多資源投放在民生領域，今天的社會也不至於如此撕裂。其實大家都認同社會必須改革，但過於聚焦在選舉形式上是一葉障目，主次不分。

社會和政制的改革可以同步推進，政制更必須服務社會改革，改善市民生活。無視民生水深火熱，一味空喊「普選」，結果是讓社會失焦。更可悲的是泛民的論述被扭曲到荒唐地步，混淆了自由民主與國家主權的關係，「平反六四」變成「打倒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變成「自決獨立」。

不少人對泛民不積極參與這次選舉感到可惜，甚至氣憤。可惜是自然的，氣憤就不必。香港的和理非群體不是泛民的「孝子賢孫」，不用為泛民近年在政治上的急劇崩塌而如喪考妣，因為政治本身就是現實的，從政者解決了問題就會被接受，解決不了問題，甚至令社會及生活環境惡化，只能被淘汰。

建制需要新氣象

泛民退場了，建制派又將何去何從？建制派享受着眾多資源，卻一直缺乏論政能力，難怪大家以為他們被「豢養」，只是「棋子」。公平地說，我認識的建制成員中有很多是極具想像力和戰鬥力的，也許是過時的政治倫理約束了他們。自從「夏駱新局」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選賢任能」取代了「忠誠廢物」，這一次立法會選舉的建制派參選人便有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秀，可望帶來論政新氣象。

最近一些新聞將焦點放在建制派參選人是如何協調的，猜測是否中聯辦在「運籌帷幄」。放大這種猜測並沒有意義，只能滿足民粹思維——過往多次選舉中都有第三人在各泛民黨派之間「協調」，甚至發起「初選」。既然代表不同利益的泛民黨派可以接受非正式選舉程序排除或推舉某些參選人，為什麼一聽聞中聯辦在建制各黨派之間進行協調就變得大驚小怪？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它在不同建制群體之中居間溝通並不奇怪，甚至是責任所在。大家更應該追問的是，建制政黨為什麼無法自己協調利益和立場，需要別人幫助溝通。過往，建制派雖然在立法會佔據絕對多數，卻是一盤散沙，代表商界利益的，屬於專業團隊的，以及代表基層的各自山頭林立。他們本應在關鍵議題上團結一致，可事實並非如此；在不少民生事務上，則出現個別利益集團凌駕社會公益的亂象。我們曾經看見勞工組織在關於勞工權益的議題上「跪低」，被商界議員「領導」。建制派為何貌合神離，我們不得而知，但既然自己缺乏主見，被協調也就不足為奇了。

特首應是建制領導者

談及建制派，不能不提特區政府，它作為建制力量的一部分，為什麼在巨大社會動盪中失去戰鬥力，無法掌舵香港的航向，穩定民心？有人認為特首是中立的，我不敢苟同。特首必然屬於建制派，而且是建制派的在任領導者，他應該與建制各黨派保持緊密聯繫，擔當統籌各建制派別利益的協調者。《基本法》不接受行政長官從屬某個政黨、受政黨政治影響，但並不表示他要遠離政黨，不可以與個別黨派作更多溝通。來自於香港的政協副主席亦可以發揮類似的協調作用。

在新的立法會選舉到來之時，思考泛民與建制過往迷失，別具意義，尤其是這次選舉與此息息相關。泛民和建制面對騷亂都徹底亂了分寸，最後中央用一紙《港區國安法》讓大局穩定了下來。這個結果實在諷刺，過去二十多年裏，中央一直靜待香港立法，但我們無法完成工作，要讓中央出手。這恰恰說明無論是泛民和建制都過於習慣殖民地式的管治，無法認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意思，不懂得什麼是「一國兩制」。一旦習慣了將自己的工作讓別人代勞，到最後連自己發言的習慣都會丟失。

國家憲法清楚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全部為中央授予，《基本法》也對中央權力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定。在2014年的政制改革爭議中，中央用「全面管治權」的說法強調這一事實，但同時堅持香港實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兩者之間沒有矛盾，然而，有人堅持自己定義的「一國兩制」，對央港關係的本質視若無睹。既然如此，中央為什麼要在乎你的誤解？

泛民政黨對內地和中央政府的偏見誤導了不少香港人，他們過於迷信西方對中國的解讀，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製造了不少不必要的衝突。建制派也有類似情況，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一國兩制」的角色，不懂得與社會溝通，輿論透過「蛇齋餅糭」、「中聯辦通過建制政黨干預香港」等等指責來表達對建制派工作的不滿，無法相信建制派內部可以自己溝通，或者站在公共利益的視角協調立場。

這些表象讓一些人借機散播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制」、否定「港人治港」等歪論。試問，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中央政府需要如此轉折地「介入」香港事務嗎？既然中央可在立法會無法履責時動用既有權力為香港立國安法，又為什麼在小事情上「謹言慎行」？立法會本可自己解決「拉布」問題，為什麼又要等到中聯辦被迫公開批評後才處理？如果香港的運作機制失靈，中央當然有責任介入，它亦已經適時介入，指責它過多干預是言過其實，說它偷偷摸摸干預，更是胡亂解讀。香港是法治之地，絕不該容忍違法行為，甚至去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香港的建制勢力若尸位素餐，負最終責任的中央哪有袖手旁觀之理？事後孔明地看，泛民或許會希望中央或香港政府盡早制止2019年騷亂的惡化，那樣他們今天會有更多人繼續參政。

政府中聯辦各有分工

時至今日，估計再沒有人輕視中央在處理香港政治衝突時所擁有的工具和手段，更沒有人懷疑它對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決心。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香港的制度都不可能容忍挑戰中央主權的政治行為。行政長官作為對中央政府負責的特區行政首長，連同作為中央駐港機構的中聯辦，他們都是建制一部分，毫無懸念，有責任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下「領導」建制群體，包括從政策和政治的視角。建制就應該代表香港的最廣泛利益共同體，在政策上並不是中立的，必須站在大多數市民利益的一方，不可能被任何一個利益群體，特別是既得利益群體所左右。在政治上，他們更不可能是中立的，必然是站在國家一邊，既要維護國家主權，更要維護「一國兩制」，據此維護「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準實施，對於任何損害香港穩定繁榮的政治行為，特別是違法的行為，必須即時及強力制止，包括有責任盡早制止任何幼稚和投機的政治行為。如果政府和中聯辦能夠更早發揮領導力，坐言起行，一些人很可能不至於身陷囹圄。

政府與中聯辦是建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不意味建制政黨等同政府或聽命於中聯辦，亦不等同建制政黨就要支持政府所有政策。政府、中聯辦與建制政黨絕對有相互平衡和分工的角色，建制政黨中亦可以包容各種不同觀點和利益。作為政府的首長，行政長官應該針對具體事務「領導」不同利益階層，包括與不同的建制群體進行政治協商。在協商過程中，行政長官應該發揮「領導」角色，但這並不是要建制派言聽計從。至於中聯辦，作為中央在香港的「聯絡部門」，應該在更高層次和香港建制力量協同維護《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有人或許質疑，為什麼「反對派」會被排除在討論之外。其實，香港不是議會制，根本不存在英國制度中的反對派。又如美國，假若民主黨人出任總統，共和黨人控制國會，那誰是反對派？說到底，將某些政治人物歸類為反對派只是口號式政治，是在販賣政治憐憫，是選舉政治的慣用伎倆。建制派和泛民只是不同政見群體，在某些政策上兩者有着不同意見，但也在不少政策上觀點一致。港澳辦前主任王光亞就曾經明確認為不少泛民政治人物是建制的一部分。歸根究柢，是否屬建制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從來就有人希望自己永遠是「反對派」，但這只能說是個別從政者自己的性格和意識形態，甚至是政治設計而已。

立法會參選人名單，請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