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iOS更新劍指Facebook 保障私隱不應只靠企業
最近美國的科技企業龍頭爭議新聞一浪接一浪。蘋果公司近日加快在iOS 14加入「應用程式追蹤透明化」(ATT)功能,給予用家選擇是否准許應用程式商追蹤及搜集數據,否則將不提供廣告辨識碼(IDFA)。對此最首當其衝者,自然是以收集用戶資料售賣予廣告商的Facebook。Facebook近月已頻頻以觸犯反競爭行為入稟控告蘋果,如今蘋果擬直接向Facebook的生財來源動刀,更令後者大為不滿,新一場科技巨頭的訴訟戰一觸即發。
蘋果與Facebook對於網絡世界想像的分歧,早於2010年已經滋生。當年蘋果的創辨人喬布斯(Steve Jobs)在座談會上被問及私隱的問題,便稱其對私隱跟一些在矽谷的同行有很大分別。喬布斯指私隱意思是用戶知道應用程式將會挪用甚麼資料,「問他們,每次都問他們,令他們若感到煩厭時跟你說不要再問他們,令他們完全知道你將會把他們的資料作何用途」,而當年坐在觀眾席的正是Facebook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喬布斯在一年後逝世,但其接班人庫克(Tim Cook)對Facebook的批評更為公開。其於兩年前便警告「數據工業複合體」(data industrial complex)的降臨,民眾對個人資料失去控制,並遭科技巨頭操控及以此牟取暴利。日前庫克再度開腔有社交平台為使用戶長時間在線而犧牲用戶的個人資料,利用演算法助長的假資訊及陰謀論,導致社會撕裂、失去互信甚至暴力,更稱「如果一家公司的商業模式是透過數據誤導大眾,那其根本不值得讚揚反而該被唾棄。」
科技巨企已成為玩家
對此Facebook亦公開反撃,甚至在各大報刊登全版廣告,批評蘋果隱私保護計劃,又指摘蘋果以反巿場競爭的方式對程式商店施加控制,犧牲創作者與小企業圖利,如其去年中便連同其他小型應用程式商控告蘋果迫使應用程式遵守其規則,卻同時放生其旗下應用程式。朱克伯格早前亦不斷炮轟蘋果,稱其手機內置的通訊軟件iMessage的私隱保障遠不及Facebook旗下的WhatsApp完善,又暗指iMessage擁有的市場佔有率是由於蘋果提供的不公平優勢。
朱克伯格又將攻撃上升到蘋果多年來的營銷模式,指其旗下產品過於昂貴只服務有錢人,又指蘋果用戶長期遭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綁架,被一所自稱關懷用戶的公司蒙閉,購買根本定額過高的產品。當然蘋果的價格及對其他電子產品的敵視一直為人詬病。如其開發只此一家的軟體及硬件,排斥非蘋果的產品構成難以競爭的壟斷,跟其主要競爭對手微軟可與大部份產品相容的特色不盡相同,但此跟Facebook長年以來加劇社會分化的批評明顯有程度之分。
Facebook長年以幾近無孔不入的方式收集個人資料賣給廣告商,又以演算法向用戶投其所好,令用戶長期處於資訊及立場相近的迴音壁內,甚至操弄用戶的喜怒哀樂,目的只是為了使其繼續在線,也加深了社會的分化及撕裂,不同政見之間的社群互不信任。Facebook來者不拒,只要有錢便可落廣告的不道德營商手法,亦使明顯有俄羅斯情報組織背後操作的劍橋分析,以及以散播陰謀論的匿名者Q等極右組織有機可乘,使西方社會的政局日趨動盪。
然而對此美國政界卻遲遲未有行動,去年民主黨總統初選中,進步派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便聲稱一旦上台將會分拆科技巨企,卻遭朝野媒體一片撻伐,直言其大搞社會主義、仇富敵商。及後沃倫一度被傳為財長人選,亦遭華爾街大班極力反對。大選期間保守派媒體爆出拜登兒子亨特醜聞,竟被幾大科技巨企共同封殺,國會衝撃案後特朗普賬戶又遭到封鎖。科技巨企從平台搖身一變成為玩家,倒過來影響大選結果,權力日益膨脹令人更加擔憂。
負責任的政府才能解決問題
當科技巨企明目張膽干預選舉甚至對總統消音,自由派因黨派之見紛以私人企業有權審查用戶言論為由為之護航,而政客將政治紛爭及言論自由的議題轉嫁至私人企業上,亦是不負責任之舉。如今在Facebook長年不正當利用用戶資料的私隱問題上,政府的不作為終令蘋果出手,或許受自由派歡迎,但蘋果亦絕非此故事的英雄。蘋果近年已逐漸成為Facebook的主要競爭對手,其如今向Facebook展開攻勢,與其說是企業道德,倒不如說是商業競爭行為。
蘋果與Facebook在應用程式的競爭外,雙方本年將推出的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顯示器,在市場上亦勢必掀起一場龍爭虎鬥。在如此背景下雙方的矛盾日益尖銳,蘋果更以私隱問題為理由向Facebook開刀,不可能簡單以企業責任解讀。加上蘋果對政界施加的影響亦不比Facebook低,其早前便將從Twitter出走的特朗普支持者聚集地Parler從程式商店下架,又在華盛頓大灑金錢遊說削弱《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條款,以防其在華生意利益受損。
天真的自由市場信徒總以為只要不加規範,放任企業發展最終會促福人類社會。然而過去十年科技巨企崛起的現象,證明事實恰恰相反。此場一觸即發的科企大戰或可逼使社會正視長年的網絡私隱問題,但政府長年坐視不理要競爭對手越俎代庖,始終無法解決科技巨企壟斷、威脅言論自由、加深金權政治等問題。只有政府重新成為反映民意的機構,以政策回應民眾需要,方可使民眾在科技巨企權力日益膨脹下,其私隱、自由、民主仍可得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