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是富了還是窮了？

恒生指數升穿去年新冠肺炎爆發前水平且交投暢旺，但實體經濟則背道而馳，經濟收縮，失業率達6.6%，為16年最高。相信大部分失業者未能受惠於股市升浪，反而終日為生計憂愁。香港人的食物和住屋的支出愈見沉重，其通脹升幅長期跑贏其他範疇，更恐有惡化之勢。如果香港人不是大筆薪金奉獻了樓房和食物之上，如今抵抗經濟衰退的能力相信會更強。在這方面，政府應該大刀闊斧解民困。

香港大學經濟及管理學院上周發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就本港的經濟產業、人力資本、監管規管和房屋的四大經濟範疇提出改革方向。當中經濟學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副總監鄧希煒撰寫「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一章，比較香港、新加坡兩地近二十年收入和基本開支變化，對政府應該很有啟發意義。

港新私樓價格增幅迥異

鄧教授以2000年為基準年，計算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至今上升了63%，但同期四人家庭的住屋開支卻上升了超過三倍，食品價值的漲幅亦超過80%。那邊廂，新加坡住戶月入中位數則上升了90%，但私樓和食物開支分別只是上升52%和約50%（註：綠皮書原文誤作1.2%）。這種情況令中下階層港人感覺薪金只在紙上增長，而其實際生活質素還是難以改善。

新加坡樓價能夠維持在較可負擔水平，主要原因在於政府對物業市場的介入更為進取。以該國的政府組屋為例，它每年的興建量在金融海嘯後總體上升，至今已經容納八成人口之多；國民縱然可以購買私樓，但組屋已經滿足其基本住屋需求，因此樓價上揚空間自然有限。反觀香港近年公營房屋建屋量始終落後於回歸以前，無法應付中下階層上樓需求，變相迫使他們只能在私人市場尋找居所。

還要注意的是，上述統計僅只針對樓價，但是本地私樓租金同樣高昂，世邦魏理仕在往年的《全球生活報告（Global Living Report）》調查便發現香港樓房月租排在世界第三名。港府既不願實施嚴格的租務管制，又不肯廣建便宜的公營房屋，自然令得本地租客議價能力變弱，加上市場被一片住宅單位短缺的氣氛籠罩，樓價、租金雙雙高踞不下在所難免。

食材開支同樣上升沉重

除了居所支出之外，香港食物開銷升幅也遠遠超過新加坡。兩地食材來源明明一樣均要依靠外地輸入，因此容易受到生產地物價和匯率影響，但是何故香港情況還是跟新加坡迥然不同？這一方面應該源於新元價格跟一籃子貨幣掛鈎，容許匯率在特定區間內浮動，能夠舒緩部分外部通脹壓力；另一方面則是該國政府一直廣建熟食市場，當中設有多種減低商販經營成本措施，包括寬免攤檔租金、競投不設底價、開業租金打折，藉此換取它們按規定以特惠價錢售賣指定飯菜。

反觀港幣的價格受制於聯繫匯率，一直跟隨美元不斷貶值，根本無法對沖輸入通脹。港元近年已跟隨美元不斷貶值，香港主要輸入食物來源地是內地，近年人民幣的匯率縱然有升有跌，但升市期間往往來得快而急，故此市民總是在短時間感受到物價突然轉貴。更糟的是，港府鮮少着手專門減輕民眾食物開支，頂多僅有給予最基層的短期食物銀行，而其餘各類現金援助計及食物開支時亦總是落後於物價增幅。

疫情之下更須政府介入

在經歷整年新冠肺炎肆虐後，以上開支高昂問題恐怕只會更為嚴重。我們看到疫情之下本地樓市未見動搖，許多買家仍然選擇透過政府放寬的高成數按揭強行入市，為本地樓價提供了承托作用。此外，疫情擾亂了全球糧食供應鏈，封關導致貨櫃不時短缺，加上停工帶來船期延遲，使得海運貨品價格異常波動，而對於依賴外地食材的香港來說，運輸成本上升，未來一段時期食物價格難望回調。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政府必須適時介入市場，減低市民在住房和食物兩個主要民生範疇的開銷。樓市方面，政府首先要以行動展示平抑樓價決心，推出額外樓宇印花稅來打擊炒賣，同時覓地廣建公營房屋，明確發出訊號讓普羅大眾別勉強入市，以及實行租務管制，阻止業主肆意加租、平衡業主租客議價能力。食品方面，當局亦可以參考新加坡做法，補貼現有熟食中心的食店以吸引它們推出廉價飯菜，並且資助社福團體提供廉價飯餐給有需要人士。平抑物價之道何其多，關鍵就在政府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