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帶領社會再出發的鑰匙

「在前所未見的危機和深重的撕裂之時，『美國團結』昭示一段新旅程的開端，這段新旅程將恢復美國之魂，把國家團結起來，並為更美好的將來開闢道路。」就在國會衝擊事件發生後數日，拜登團隊公佈下周三（1月20日）就職演說的主題——美國團結。在這個超級大國陷入巨大考驗的時候，宣示團結理所當然，但如何才能達致真正團結，特別是通過社會經濟治理上的改革、讓人民雨露均霑，卻是大有學問。拜登似乎已掌握竅門，問題是他是否有膽識和能耐一幹到底。

美國撕裂、不得團結的根源是什麼，眾說紛紜。不少人認為是種族矛盾，但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為什麼美國在誕生了首位黑人總統後，還會發生大規模的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多一兩個黑人政治領袖，顯然不足以改善廣大黑人的生活環境及消弭種族歧視。也有人認為是美國建制精英無力阻止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搶」美國飯碗，導致美國打工仔心生怨懟。第二種說法多少有些合理性，畢竟新興國家的崛起確實分薄了美國的份額，問題是特朗普卻以一種愚蠢的方法，亦即貿易戰去應對。事實上，從美國去年11月貿易逆差創14年新高可見，貿易戰根本於事無補。

1月12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學者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在Project Syndicate發表文章，探討國會騷亂背後的種種原因，包括「滴漏效應」站不住腳、美國企業家精神欠缺道德制約等。類似觀點是近年美國社會的討論焦點，甚至成為選舉議題，這可從拜登的初選對手、「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最近兩屆大選颳起旋風可以看出。其實，桑德斯帶出的訊息並不新穎，卻很有感染力，大概就是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無法令全體人民雨露均霑。去年11月底，他在社交網站上列出一些駭人的數據，顯示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Jeff Bezos）和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09年的財富分別「只」有68億和20億美元，但在2020年激增至1,840億和1,003億美元；反觀，美國在上述兩個年份的最低工資，則仍然是7.25美元。顯然，這揭示了美國的兩極分化有多麼嚴重。

根題根源：新自由主義

雖然沒有言明，但斯蒂格里茨和桑德斯針對的無疑是19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這種同樣盛行於英國和香港的「哲學」高舉市場價值，把政府干預視作萬惡，華爾街和巨型企業在過程中摧毀中產，再分配不到位，連基本的社會保障和醫保也無法回應人民訴求。可惜的是，1990年代以來，美國因種種原因而延遲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首先是美國勝出冷戰令這個超級大國失去反思的誘因，直至2008年金融海嘯後奧巴馬才幡然醒悟，但他除了推出旨在限制金融風險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外，幾乎再無佳作。特朗普就更不堪，他本人就是利用「令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煽動性口號上位，雖然聲言要「抽乾沼澤」，實際上只關心道指是否刷新高位，有意義的結構性改革根本不在議程之上。

「美國團結」是否留於口號，抑或會針對1980年代以來的失治推出實際改革，尚待觀察，但從拜登過往數月的舉動可見，他似乎已看到了問題。他在政綱上提出投資住屋和基建、推動創新和復興製造業，都反映他知道問題所在。更重要的是政策執行，而這在某程度上亦給人看到曙光——有望出任財長的聯儲局前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受凱恩斯主義影響，這一學說與反對干預的芝加哥學派敵對，如果她能獲得足夠權力，可望扭轉美國在經濟管理上的不干預舊習；分別出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管理及預算辦公室主任的魯斯（Cecilia Rouse）及譚登（Neera Tanden），則主張增加勞工收入，桑德斯甚至可能出任勞工部部長，也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可見，起碼在陣容上，拜登宣示了與上屆政府截然不同的取態，更重視克服不平等帶來的禍患。

但拜登的「美國團結」要切實到位才有意義，否則就像其前上司奧巴馬一樣，口裏說「改變」（Change）但改革欠奉，最終淪為笑柄。對於拜登來說，奧巴馬的教訓是深刻的，倘若改革不到位，團結根本無從談起。說不定在四年或八年後，會有另一個蠱惑人心的政客利用人民的怨懟竊取大位，到時美國社會肯定比現在更撕裂。而同樣經歷了多重難關的香港，政治領袖又有否改革的覺悟，願意務實解決深層次結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