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DQ｜「抗爭」絕非香港出路

民主黨許智峯在泛民「總辭」後回顧四年議會工作，認為最大得着是在反修例抗爭上能與港人同行，他在談及未來工作時表明會用盡自己的身位拉近泛民與「抗爭派」的距離，處理彼此的理念差異，又強調陣營應該將槍口一致對外。這顯然是對抗思維的延續，也是當局者迷下的必然結果，但是政治世界講求現實，聯同「抗爭派」與中央硬碰硬兌現不了美好的將來。泛民與其再胡思亂想，倒不如思考如何在矛盾中爭取合作，將遇到逆風的「一國兩制」撥亂反正。

到了今天，恐怕沒有人會否認香港正處於政治矛盾異常突出的畸型狀態。這為什麼會發生？因為香港政治偏離了「一國兩制」軌道，越過了紅線。一場源於政府粗暴修例的示威，最後卻演變成明顯威脅社會穩定的騷亂；「自決」、「港獨」、「攬炒」思潮的湧現，則令香港在「一國兩制」憲制安排下的地位受到挑戰。這些畸型發展導致了《港區國安法》和DQ的實施。無可否認，這是極其不幸的，愈來愈多人看到局勢的發展後都在慨嘆香港「回不了過去」。

我們要問，「過去」的香港是怎樣的？曾幾何時，許智峯所屬的民主黨走入中聯辦，促成回歸以來唯一一次成功的政改，這是理性溝通和妥協的結果。事實上，直至數年前，民主黨仍然相當理性，胡志偉在2016年12月當選民主黨主席時還表示為了利益和福祉，不會抗拒與中央政府溝通，而許智峯在同年初入議會時還想着做「環保鬥士」，有一副理性議政的姿態。

理性議政　香港所需

可惜，後來的民主黨卻失去分寸。去年的反修例騷亂令社會陷入空前撕裂，民主黨不單沒有嘗試制止，反而充當「抗爭派」的啦啦隊；而在議會內，這個在許多人眼中屬中產專業代表的政黨，居然不必要地阻撓《國歌法》通過，以種種魯莽手段挑戰中央原則底線。曾幾何時，香港人對「文明」二字非常執着，會欣賞李柱銘和曾鈺成那種君子之爭，會批評打架的台灣立委不顧體統，但這一切都已成為歷史。

當下的香港，理性論政被扭曲為對不義制度的加持，與中央和建制的良性互動被強辭奪理地貶斥為「投降」、「跪低」，彷彿除了「抗爭」就別無他選。但我們要冷靜地思考，究竟「抗爭派」究竟為香港爭取了什麼？首先，他們為香港爭取了《港區國安法》；其次，在他們的「國際線」圍堵下，中國不單沒有受到打擊，反觀香港卻在折騰。更可悲的是，在「抗爭」過程中，許多泛民政客及其「和理非」民眾卻受到欺瞞，誤以為「抗爭」真是香港的出路。

我們並不認同香港出路在於「抗爭」，因為它根本兌現不了一個美好的將來；當然，我們亦不要走向另一極端，盲目順從政府。我們應當不卑不亢、實事求是，先以改革回應社會經濟矛盾，再按「一國兩制」原則解決政改爭議。只要這樣，香港才不致於在混亂和失序中蹉跎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