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路線無以為繼　美國的新中產階級外交政策？

11月3日的美國總統大選兩強對峙，由民主黨前副總統拜登力挑共和黨現任的特朗普。自2017年上台以來，特朗普在外交舉措中大幅逆轉前朝多項政策，如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巴黎氣候協定》、《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等，引來傳統外交官不滿，尤其是特朗普任內中美關係急轉直下，「新冷戰」之說甚囂塵上，南海、台海局勢急速升溫，令外界期望拜登一旦當選，外交政策會否重回其在奧巴馬時代擔任副總統的路線。

拜登外交上明顯為傳統主義者，然而拜登班底中的外交官亦漸意識到由克林頓時期建立的新自由主義外交模式已無以為繼。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克林頓時期創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以及與中國貿易關係正常化，已為美國就業職位構成淨負值，全球化漸被視為美國經濟日益不平等、貧富懸殊、中產階級萎縮的原因。他們認為中國盡得美國領導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紅利，卻以貿易及經濟關係作為外交武器，對弱勢國家施壓，美國外交官再虛談資本及貨物的自由流動，顯然回應不了中國以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為表，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實現其國家爭逐全球霸權地位為實的地緣經濟戰略。

新極世界的新秩序

為此拜登政府中國務卿大熱之一伯恩斯（William Burns）主管的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曾委任前奧巴馬政府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艾哈邁德沙（Salman Ahmed）、哈里斯（Jennifer Harris）、蘇利文（Jake Sullivan）等於俄亥俄、內布拉斯加、科羅拉多州等地研究當地居民如何受外交政策影響，並提出《為中產階級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報告。報告內容指出各地對外交政策的看法有極大分別，但大多皆認為中國、貿易、工作、外資等議題有強烈意見。他們大多數認同自由貿易及科技進步，並不是自由派媒體渲染的民族主義狂熱份子，只是要求公平貿易及競爭。

全球整體的經濟增長及股市暢旺，不等於一般美國勞工階層有所得益，因此外交政策亦必須有所調整，摒棄昔日的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教條，而更加重視公平貿易及保障國內中產階級的利益。拜登近期提出要將醫療、半導體、能源等戰略產業的供應鏈搬回美國，又提出「全部美國製造」，大規模投資基建、教育、醫療、科研令美國就業職位回流，又以維護美國工人的稅務及貿易策略，更主動懲治中國違反貿易協定的行為，並取消美國企業遷移海外的稅務優惠。此地緣經濟理論似與拜登昔日的傳統主義格格不入，亦陳義甚高具體內容語焉不詳，難言能否得以落實，卻可窺探傳統外交精英的思棍轉變。

策略更為進取的派瑞羅（Tom Perriello）則更進一步，提出改革整個新自由主義外交體系，如全球反壟斷法、跨國企業稅，甚至國際最低工資以避免逐底競爭，又建議引入美國《海外反腐敗法》，防止俄羅斯等以強大石油及天然氣資源籠絡盟友及勒索對手，令現時的國際貿易協定比僅僅推動自由貿易發揮更大功效。當然在此多極格局要建立如此具大野心的新秩序，必然遭遇不同經濟體因自身利益而抵抗。美國在二戰後以權傾全球之勢，方可建立出一套運行70年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改革並重塑非特朗普、拜登一人或一屆可達成的事，不過此也可為美國未來的自由主義外交政策提供一點初步構思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