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難以複製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日本共同社近日引述消息報道，首相安倍晉三認為《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會令人才與資金流出香港，有意利用此機會將西日本都市大阪或福岡發展成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安倍不選擇首都東京，據報是因為東京已兼具眾多功能，故宜在東京以外另覓他選。日本一直有意在亞洲金融服務業分一杯羹，然而若簡單視《港區國安法》為契機，那其如意算盤最終很可能不會成功。

沒有證據香港在流失資金

西方國家假設《港區國安法》會令香港人才大量流失，然而這還只流於想像多於現實，欠缺實質證據。當然，人才流動相對會比較慢，不是一時三刻可以看出來。但從流轉要比人才快得多的資金來看，即使《港區國安法》推出已有一段時間，看不出香港有不正常的資金流出。甚至，由於美國為應對疫情而開始無限量寬貨幣後，熱錢更有大量流入香港的情況，致使港匯長期貼於強方保證，過去數個月金管局多次入市拋售港元平衡匯款。

再者，即使香港人才有所流失，包括英國、澳、歐、甚至美國都早已覷覦香港人才及其帶來的資金，推出了眾多吸引港人移民的政策方便，日本難以分得多少「餅仔」。

日本須先增強實力

日本的經濟本來就夾在美國與中國兩大市場之間，兩地本身已有巨大的金融中心。美國有紐約，不可能讓利日本。中國就更加會以香港為中心展開其金融市場，絕不會將業務轉到日本。而且亞洲地區的環境對於日本發展成金融中心本來就非常不利。在亞洲地區，最大的經濟增長動力在中國和東南亞，也意味着金融服務最大的市場也在這兩個地區。但中國不可能假手於日本，而東南亞區內已有一個非常成熟的新加坡發揮着作用，日本難有空間介入。日本自身的經濟動力早已自多年前的泡沫爆破後已停滯不前，加上連與鄰國韓國的關係也搞不好，實在難以看出能在亞洲金融市場有何作為。現實是，東京的股票市場只是一個國內交易市場，上市的3,687間公司，只有4間（0.1%）為外資。

而且日本自身有着眾多不利條件，如果不加以改善根本難與香港或新加坡等地區競爭。眾所周知，日本勞工環境惡劣，工時長，難以請假，既有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有員工因害怕被公司辭退而吃退燒藥上班這樣不斷的案例，「過勞死」也是日本勞工長期面對的問題。日本若不對此作改善，也難以吸引先進地區的人才。日本人口出現負增長多年，政府早已推出了不少吸引外國優才移民的計劃，但苦於日本的工作環境，一直效果不彰，足以證明。

另一方面，日本的法律體系對外人而言顯然是不受歡迎的。日本的檢控官權力極大，法律罪名繁瑣，檢控率高達99%，這對於成為金融中心並非好事。日產汽車前董事長戈恩（Carlos Ghosn）今年年初棄保潛逃離開日本，雖然充滿爭議，但戈恩指出自己並非不願承擔法律責任，但認為日本司法體系存在問題，自己難以得到公平對待。日本指《港區國安法》令香港司法系統受到挑戰，先不論其是非，但日本的司法體系也談不上能吸引外國企業。

安倍晉三早年推出的「安倍經濟學」三支箭，頭兩枝以量寬和加大支出刺激經濟的箭早已射出，但第三支促成經濟自然生長的箭卻久久不能發出，恐怕將來亦欠機會。這無疑是反映日本政客對經濟想法的天真。日本政客如果真的想改變日本經濟困境，還須從自己改變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