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中途宿舍問題延宕已久

疫情肆虐，社區傳播迅速，形成眾多且複雜的傳播鏈。本港周三（5日）錄得一種印傭確診個案，當中患者在離開舊僱主家兩周後發病，期間曾住過兩間外傭宿舍，先後與32名傭工共住。無論正值大疫與否，如此擠逼的居住條件也是不甚理想。有關外傭宿舍環境、甚至外傭權益的憂慮一直存在，政府卻無心關注，縱容中介公司繼續剝削外傭人權，實在難以接受。

最近確診的印傭先後暫住於灣仔及銅鑼灣兩間外傭中介公司的宿舍，其間與32及傭工共住，更有28名已返回僱主住所，可見甚有群組爆發的危機。但在疫情以外，上述個案亦反映外傭宿舍的居住環境相當惡劣。港府早前因應疫情，決定延長完約或中止合約的外傭留港時間。雖然目前外傭供不應求，外傭於離職後一般容易覓得新僱主，然而入境處審批新工作簽證需時，增加期間外傭對短期住宿的需求，尤其是中介公司經營的宿舍。

據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所指，疫情下僱傭中介公司宿舍接待的外傭翻倍，300多平方呎的宿舍可能容納20多名外傭，即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5平方呎以下，擠逼情況匪而所思。另外，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推算，全港全港外傭宿舍約有6,000名外傭留宿，更指出部分外傭宿舍面積擠迫，有外傭甚至須「打地鋪」，即使撤除染疫風險不說，同此居住情況亦已相當惡劣。

外傭宿舍問題一直存在

無疑疫情加劇外傭對中介宿舍的需求，但宿舍環境惡劣卻非一時三刻的例外情況。其實外傭宿舍環境一直備受批評，諸如2015年印傭Elis Kurniasih意外生亡一案，便引起不少社會迴響，原因是其入住的外傭宿舍被揭有居住了超過30多名傭工，事主更疑因過於擠逼須被安排於露天平台進睡，意外地被剝落石屎擊中身亡。更甚者，中介公司擅長巧立名目徵收高額費用（如電費、電腦使用費等），據當年傳媒報道，入住中介宿舍的女傭更須繳付兩周高達3,000元的生活費。

外傭來港工作，難免須短暫入住中途宿舍（如在等候簽證、突然被僱主解僱等情況），而其經濟條件、議價能力，甚至資訊均相當有限，中介公司所安排的宿舍幾乎成為其暫居的唯一選擇。然而，上述中介宿舍的環境無疑惡劣，明顯嚴重剝削外傭基本的居住權利，充分反映部分中介公司貪婪無厭；更何況不少公司慣於違法向外傭超收天價中介費用，卻未有提供合理的中途住宿以及其他保障，更是教人憤怒。

維持市場自由？

誠然，業內經營的外傭宿舍或許不盡是如此差劣，上述情況或可能只是經營商質素良莠不齊所致，但這正反映中介公司行為欠缺適度監管。香港寸金呎土，無論一般市民或是外傭，經濟能力相對有限者去的居住面積均未得保障，亟待政府着手規管，惟政府卻以維持市場自由為由拒絕，教人啞言。

不少外傭宿舍更屬非法經營，很多中介公司未有就其短途宿舍按法例申請旅館牌照，政府本就應加緊巡查打擊，惟政府過去卻處於被動，只作有限度的例行巡查及按投訴而作的突擊調查，而成功檢控的中介公司更是寥寥可數。以2010年至2014年為例，勞工處每年巡查中介公司的次數平均只有1,400多次，惟每年成功檢控的公司數目平均只有4間，如此執法效率自然助長業界的猖厥行為。

外傭的存在對本港的城市運作相當重要，然而目前的體制往往無法保障其基本權益，港府必須就此檢討。長遠上政府必須加緊打擊非法中介宿舍，並更仔細監管有關處所的運作，特別是監管平均入住者的居住面積，須讓中介公司承擔其應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