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最好出路」

街頭示威的人數少了，悠閒消費的活動多了，朋友間不像去年般三句不離政治。但低沉的氣氛還是揮之不去，鬱悶的情緒隱約彌漫在空氣之間。就像2014年的佔領運動，清場時留下的「我們會回來」沒有成為精神支柱，社會運動陷入一輪沉寂。

沉寂源於失意，失意在於理想未能化成現實。79日的佔領沒有帶來普選，傳統民主派因為不夠激進而被厭棄，「勇武抗爭」、「獨立建國」等主張響亮一時。來到反修例運動後期，「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未能實現，「香港獨立」更被說成是「唯一出路」。

在「港獨」的大旗幟下，有的人是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而自豪，有的則以此作政治策略，更多人其實只是情緒反應下的附和，壓根兒沒有細想「港獨」意味什麼——直至「港區國安法」這盤冷水潑下來。

「一國兩制」是現實選擇

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說明了香港人無法凌駕中共的意願完全作主。這麼多人申請BNO甚至考慮移民，不也是知道政治現實上中央強而香港弱？但說到移民，實在談何容易。不但要看經濟能力或專業技術，更要放下親友及一切到異鄉重新開始。所以上一代人為什麼是民主回歸派，其實不只是因為大中華情意結，也是出於現實的考慮。李柱銘最近自言，「我是沒有選擇，接受了一國兩制」，無疑是一記提醒。

香港人應該接受「一國兩制」，也不只因為政治現實。在法理上，有些人聲稱香港人享有「民族自決權」，卻刻意無視港大法律教授陳文敏早在2016年已指出，香港人不符合外部自決的資格，而應該「在承認中國作為主權國的基礎上，爭取更高度的自治權和民主體制」。甚至在反修例運動以來全面支持示威者的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也公開認同《中英聯合聲明》在國際法及政治現實上不具約束力。

其實香港人不是不知道現實，只是「港獨」就像曖昧的關係，以為可以不清不楚。在激烈的社會運動中，它甚至被浪漫化了，沒有人正視可行與否或後果為何，以致引人遐想。說着、說着，有些人竟真的以為這是「唯一出路」。

年輕人對香港的熱誠，我們從不懷疑。那些高舉「香港獨立」旗幟的人，相信也是希望香港好的，只不過他們未經深思便選擇了錯誤的方法，甚至大義凜然地以「一國兩制」爭取不了民主來辯解。但用相同的問題問他們，揮舞「港獨」旗幟令香港離實現民主更近，抑或離目標愈來愈遠？答案不言而喻。

中央與香港非博弈關係

我們當然不會低估「一國兩制」的難度。由政改失敗到反修例運動，也可以看見落實「一國兩制」的路途充滿意識衝突。但我們必須要問，「一國兩制」到底是什麼？2003年23條立法觸礁，到現在中央替香港制定國安法，問題其實都在於中央和香港缺乏互信。一些香港人認為中央是要箝制和整頓香港，中央的一些官員亦認為不少香港人是「反中亂港」，令利益和方向本應一致的兩者互相猜忌，甚至在明在暗角力。有些人以博弈角度分析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正是犯上這種毛病，視中央為香港的對手。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曾說「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聽起來好像有點多餘，但提醒了我們中央和香港本來就不是博弈關係，而應該是方向一致的利益共同體。中國需要的是經濟發展和民族復興，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以保存特色，對其百利無害；對於香港來說，獲得實力厚雄的中央支持發展，更是如虎添翼。「一國兩制」本應是「最好出路」，但香港若無法與中央重建互信，以「一國兩制」為大前提，推動改革與發展，前路只會更多碰撞和傷痛。

日前，有自稱喇沙書院校友的市民在《蘋果日報》刊登全版廣告，主張「國家克己香港復禮」。國安法反對者呼籲中央「克己」不叫人意外，但連他們也承認香港有「復禮」的需要，便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