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給予特朗普的忠告

美國自5月26日陷入騷亂之中，至少23個州及華盛頓特區已動用國民警衛隊維持治安。但比起街頭示威更棘手的是，美國政府在總統特朗普領導之下，已陷入嚴峻的政治危機之中。

多個州政府出動國民警衛隊應對騷亂，但主張用硬的總統特朗普顯然未滿足，周一（6月1日）更揚言由其派兵。早於立國前已存在的國民警衛隊為州政府的武裝力量，但總統作為三軍總司令仍可調兵遣將，且根據1933年羅斯福通過之法案，國民警衛隊在編制上歸入美國海陸軍預備隊之下。根據特朗普揚言動用之《叛亂法》，總統可以不經國會批准，調動聯邦現役部隊鎮壓任何州的暴動。

國防部長反對用兵

然而，此主張惹來極大爭議。原本聲言要「控制戰場」的國防部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現已改口風，反對總統引用《叛亂法》派兵平亂。前任防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發公開信，反對以軍事化方式應對示威，更狠批特朗普政府沒有領導力。親共和黨之《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反對特朗普政府出兵平亂。《紐約時報》因為刊登共和黨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支持出兵之評論文章，惹來編採部抗議。

歸根結柢，一則軍事力量向來作保家衛國之用，槍頭本應對外，而非對內鎮壓騷亂；二則即使是1992年之洛杉磯騷亂，時任總統老布殊也是在加州州長之要求下以《叛亂法》調兵，今次既沒有州長請求，特朗普揚言派兵之說，自然與州政府甚至聯邦制度產生張力。

黑人劣勢之根本底因

再者，示威縱然已演變成騷亂，甚至出於打砸搶燒，但仍獲不少美國人之諒解，便說明了問題遠超於騷亂本身。正如美國非裔知識份子韋斯特（Cornel West）接受CNN訪問時之言，美國乃失敗的社會實驗，「資本經濟無法讓人活得有尊嚴，此國家之刑事司法制度、法律制度無法保障權利與自由」。由2012年佛羅里達州青年馬丁（Trayvon Martin）、2014年引發弗格森騷亂的布朗（Michael Brown）、紐約重覆11次說「我不能呼吸」的加納（Eric Garner）等，一次又一次的事件便說明了執法者針對黑人乃結構性之制度問題。

這次正值美國疫情尚算嚴峻，明尼阿波利斯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員壓頸後死亡一事卻仍燃起燎原之火，充份反映民眾怒不可遏。而根據截至4月之數字，美國染新冠病毒而不治者中三份一人為非裔，遠高於其佔人口不足兩成之比例，反映黑人的經濟及社會能力處於弱勢，在疫情甚至經濟下行中首當其衝，甚或不堪一擊。

不負責任之政治卸責

上述之問題，美國其實沒有人反對，但有分歧的是責任誰屬。只要看一看親共和黨之霍士新聞台，便可見大量評論將矛頭歸咎於民主黨及其進步派，聲稱他們無法改善黑人生活。尤有甚之，他們聲稱特朗普治下之美國經濟增長，令處於較弱勢之非裔社群也一同受惠。

美國社會近年已因意識形態而撕裂兩半，今次只是又一次的例子。政治人物當然可以繼續取悅其固有選民，將責任推卸悉數在對方身上，但誰也知道這根本不能帶來什麼結果。美國若然走出困局，真正幫助非裔社群，從政者只能夠互相合作及妥協，真正推動改革，在經濟、在執法、在司法等多方面解決問題。

掌權之道在「正當」

真正之藥不服，反倒提出派兵鎮壓之主張，雖謂總統兼三軍總司令享有大權，但必然無法根治問題。一旦總統下令調兵，國民警衛隊面對如山軍令，當然只能服從。但會否心悅誠服，甚或陽奉陰違，只怕也是未知可也。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周二（6月2日）便向同僚發信，指出目前已出勤之國民警衛隊乃應州長之命，並提醒他們要捍衛憲法，被各界解讀為其與總統已有一定張力。

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曾經指出，國家政權乃唯一能正當地使用武力者，此定義更成政治學之經典。不少人將重點放了在「唯一」或「使用武力」，而忽略了「正當使用」（legitimate use）之要素。如今之美國三軍總司令，對騷亂背後之不公不義視若無睹，只想以強硬手段盡快鎮壓，甚至以為在教堂前手拿《聖經》示人便可爭取支持，不知結果是引來不少教徒之反感。一世紀前韋伯之提醒，他能夠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