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通姦非刑事化　不代表家庭無從保障

上周五（29日），台灣司法院大法官宣告俗稱「通姦罪」的《刑法》239條違憲且即日失效，意味台灣通姦非刑事化。然而按照台灣法務部2016年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85 %民眾反對通姦除罪化，而社會不具共識也一直是法務部過去維持通姦罪的理由。那麼為何今次司法院大法官要將通姦非刑事化？

是否要保留通姦法，在台灣社會爭論已久。通姦罪本身存在的不少問題，例如其同時起訴通姦人及相姦人，但夫婦中的提訴人若然有意和解，可只對配偶撤訴，令這條刑事罪在實踐中往往淪為針對第三者的懲罰，與憲法第七條保障平等權意旨也不符。事實上，男性被撤告的比例遠高於女性，導致通姦罪被定罪的人數中，女性明顯高於男性，已經構成司法院釋字666號中指明的實質歧視。所以原本罰夫也罰妻的通姦罪，最後變成了針對女性小三的懲罰。

定罪女多男少

另一方面，通姦罪中必須同時對配偶及第三者提告的條例，也可能忽視了女性在經濟、權力、體力等方面的弱勢。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書中主人公原型林奕含遭老師多次誘姦，卻被老師原配揚言提告通姦。這說明雙方提告的邏輯忽視了權勢性暴力的可能性，懲罰了權勢性暴力中的受害者的同時，亦讓她們因為將會面臨的罪責更難求救。

再者，通姦罪在追訴、審判過程，必然侵擾人民私生活領域、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不少法律專家均認為僅通姦的危害性，難有正當化窺視並介入當事人之私生活領域的理由。

刑事罪非唯一保障

通姦非刑事化，其實並不必然意味著通姦不受約束管治，婚姻和家庭制度難以得到維持，婚姻關係的受害者將得不到保障。通姦去罪化，只是不以刑法領域處理通姦事件。而實際上，不少研究曾表明，刑法處理並非最能予以受害方保障的方法。例如通姦刑事罪的入罪門檻高，除非捉姦在床，否則很難有直接定罪證據。但若然以民事求償處理，證據要求一般較寬鬆 ，或能證明對方的親密互動即可申請實在的賠償。另一方面，即使通姦罪成，另一半鋃鐺入獄，卻也無法予以實質的賠償和保障，相反甚或對非婚生子女在人格及心理上造成損害。因此通姦非刑事化後，不少專家學者相應呼籲的是以民事責任的強化完善來替代刑事責任，讓受害一方能夠獲得真正的民事保障與賠償。

通姦非刑事化是世界趨勢。歐洲國家早在上世紀中已先後將通姦非刑事化，2015年、2018年韓國、印度之後，亞洲國家除了阿富汗、伊朗、印尼等伊斯蘭教國家，亦只剩菲律賓、柬埔寨仍是通姦有罪。如今，台灣實施85年的通姦罪也遭廢棄了，卻不代表家庭觀念無從保障，也不代表不用以更好的方法來保障婚姻中的受害人。完善社會制度，這次只會是其中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