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後疫情時期的「再全球化」

過去30年，全球先後見證蘇聯解體、九一一恐怖襲擊和2008年金融海嘯，無一不是重塑國際秩序的大事件，而第四件事則是當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雖然疫情爆發後，不少評論家對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悲觀，但如同民眾會出現抗疫疲勞，一國經濟亦不能長期封閉，自給自足。隨着各國陸續重啟經濟活動和邊境，抗疫恆常化或催生另一種全球化模式，並以區域化為核心動力。

蘇聯在1991年解體不但意味冷戰終結，更催生出新一波全球化進程，昔日居住在鐵幕後的民眾，慢慢接受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而貿易、旅遊、金融一體化亦打破地理和時間的限制，拉近不同民族的距離。不過這個邁向繁榮、和平和穩定的步伐，十年後卻被撞向世貿大樓的飛機打斷，伊斯蘭恐懼症走進幕前，使歐美國家與阿拉伯世界的裂縫漸見。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不單反映當局監管不足和金融機構過度杆桿，其曝露的全球化貧富不均，更埋下2010年代民族威權主義抬頭，而當中去全球化的範例，無疑是英國以捍衛自主之名而走上的脫歐之路。

壓垮經濟全球化的稻草

新冠肺炎對全球化的衝擊亦陸續浮現。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Stephen M. Walt認為，「大流行將壯大各國民族主義情緒，而各類型政府在採用緊急措施管控危機，大多都不願在危機結束後放棄這些新權力⋯⋯而新冠肺炎將創造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漸走下坡的世界」。英國智庫漆咸樓（Chatham House）總裁Robin Niblett更認為，「大流行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稻草⋯⋯世界極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互利的全球化觀念和定義⋯⋯如果沒有誘因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很快萎縮。」

誠然，當我們看到中、美就疫情隔空對罵、全球經濟滑落的速度好比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雙位數失業率等宏觀環境，前路確似是上述學者分析的前景。但當下全球的經濟、人員和文化，在過去30年的快速融合，也使各國相聯度大增，唇亡齒寒，故後疫情時期的全球化雖有波瀾，但同樣亦機會以另一形式出現，重拾新動力。

疫後區域合作

雖然各國為防範疫情外傳和輸入，紛紛停開邊境口岸，使至全球化緩緩倒退，但從重啟經濟和邊境的安排可見，全球化的前程未必定是暗淡。隨着歐盟的疫情漸見平穩，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周五（15日）宣布，將相互開通三國邊界，創造歐盟內部首個「旅行泡泡」（travel bubble），以加快三國經濟復甦的步伐。如同歐盟委員會的立陶宛代表Arnoldas Pranckevicius所言，「波羅的海三國是緊密伙伴，在流行病方面也有類似情況，經濟狀況亦很好地融合一起，因此人員和貨物的自由流動對該地區非常重要」。

即使三國的經濟影響力對全球無足輕重，但其藥方對世界亦有啟示。全球經濟過去30年快速融合，各行各業的產業鏈環環相扣，早已形成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但由於各國在本土疫情減退後，仍須防範境外輸入的風險，在平衡經濟和公共衛生的考量下，各國大多只能像波羅的海三國般，只對經濟、文化、人員和情報緊密聯繫的鄰國，重新打開門戶。然而，這種對策雖然減少遠程的聯繫，但反過來卻加快區域化的融合，有望整合出規模小於歐盟、但大於國家的利益集團，並取代國家成為下一波全球化的單位。同樣地，波羅的海的模式，或許也適用於東盟十國、中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以至北歐五國。

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政治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淺白地形容全球一體化帶來的挑戰：「在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家之間經濟上漸漸相互依存，以及科技文明的過程中，各國所創造的問題，遠比解決辦法來得更快」，才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矛盾。回想歐洲由普法戰爭完結，到一戰爆發之間的和平時期，各國在不設邊境下快速融合，成為小說家褚威格筆下的「黃金年代」。雖然兩次大戰暫緩了全球化的歷程，但二戰後航空業的發展，卻為全球化在「邊境年代」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新動力，使至各國經濟、人員和文化交流再現活力。因此，全球化就像已開闢的發展道路，儘管不時需要停用維修，但其歷史大潮不會就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