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疫為喻——「一國兩制」何去何從

港澳辦與中聯辦炮轟郭榮鏗，就像暮鼓晨鐘一樣驚醒了港人。如今中央決心推行積極「一國兩制」，對香港落實「全面管治權」已是不爭的事實。「一國兩制」由回歸之前的「井水不犯河水」論，至今日「全面管治權」，其表現方式有着明顯的改變。不少爭取民主的港人不禁感慨，香港何以發展至今日的境地。其實政治與港人熟知的防疫有着極為相似的特質，一個問題在剛開始的時候可能看似不嚴重而為世人所忽視，但當其發展到大家能見之時，可能已變得相當嚴重。儘管問題嚴重，但正如防疫也可以亡羊補牢，香港的政治問題當下雖嚴峻，但並非沒有將來。

防控問題失先機

要理解香港政治問題，可以從港人熟知的「防疫」入手。香港很早便認識到病毒的威脅非常大，故此政府和社會都願意為防疫出一分力，也使疫病防治在較早階段便得以開始。以今日國際疫情以言，香港防治疫情絕對能稱得上成功。然而，早期西方各國對疫病的輕視，也引致了當下疫情以美、歐為中心大爆發的後果。政治危機與傳染病防治不無相似之處，如果社會能更早發現問題，而非等待問題變得相當嚴重才採取行動，那得出的結果可以天差地異。

香港當下的政治危機的起因無疑就是回歸二十三載日積月累下來的問題，一些問題以往一直被人所忽視，即使有部份人發出警示，但卻不能引起足夠的改變，結果發展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當然，這並非一個人或一方面的責任。從中央政府而言，當初將「一國兩制」詮釋作「井水不犯河水」，一直對香港問題採取極消極的態度，無疑是促成當下問題的原因之一。香港政府的技術官僚欠缺遠見，長期無法處理社會問題，使民怨累積和民粹思潮成長；而民粹最終騎劫了社會走向極端方向，結果釀成去年反修例事件。過去，中央政府有很多機會提早積極督促香港政府補救經濟急速發展所做成的社會問題，但機會錯失後卻非現在一朝一夕能解決的。

另一邊，香港政客與香港人在處理「一國兩制」的時候，也存在認知偏差，錯誤判斷中央政府底線的堅持。無論是否接受，「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然後才是「兩制」怎麼處理的問題。過去很多民主派政客一直在政治上「走鋼線」，只強調兩制與自治，而對「一國」不願多談。雖然很多「黃絲」自問不支持港獨，但現實是很多泛民主派政客和支持者對於港獨採取一種和稀泥式態度，不予以否定，也令中央政府不得不提高警觀。中央對「港獨」有戒心是必然的，但打擊港獨卻被本地民主派批評為奪去自由、干預香港事務，這對中央而言自然是不能接受。

更嚴重的是，在一些政客和政治KOL的宣傳下，香港政治更不斷企圖拉扯外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如果說「港獨」只是個「稻草人」，那「外國干預」便是證據確鑿。民主派雖然自言不支持港獨，但卻對國家安全問題視若無睹，甚至主動向外國「求援」。尤其是當下中美鏖戰的局勢下，諸如出席美國國會聆訊、高調拜訪美國參議員等政治動作很難辯解與「國家安全」無關。當下中央政府手執「國家安全」大旗問罪，民主派無疑是玩火自焚。民主派政客如果真的是為了香港的將來，而非只是追求一己私利，當放棄這些所謂的「國際戰線」。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雖然政治問題變得相當嚴重，但並非代表要放任問題坐以待斃。正如防疫一樣，縱使防疫工作失去先機、疫情擴大，但只要能亡羊補牢實行有效防治，疫情也可得以改善。從中央的角度出發，香港不能繼續長此下去，故而決心落實「全面管治權」，從國家的角度對「一國兩制」撥亂反正。對於香港人而言，「全面管治權」不是「一國兩制」的末日。正如建制派元老曾鈺成周一（20日）的評論所言，中央認為香港管治失效、《基本法》規定不能落實，只能手把手親力親為，但「特區政府管理好，中央當然不會干預」。中央屢番表明「一國兩制」是長期國策，如果香港能自行治理下來，中央也沒有必要花費精力去操心。現在所說的「積極一國兩制」的「積極」其實不只在於中央，港人也可以積極參與。「一國兩制」是一個具有彈性的制度，只要港人尊重中央「底線」，並非沒有討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