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冠傑演唱觸發文化論爭 藍黃標籤何時了？
歌神許冠傑久休復出，於尖沙咀舉辦免費直播音樂會，為受疫情影響的通利前員工及港人打氣，豈料被捲入政治之無妄之災。首先是特首林鄭月娥大曬與Sam Hui合照，又呼籲港人收看及細嚼其《同舟共濟》歌詞，被喻為「死亡之吻」，演唱會總監蕭潮順即劃清界線，稱未有與任何政府部門合作。後又有不少民主派人士如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元朗區議員張秀賢等，稱許冠傑的歌已不合時宜，亦遭人批評聽歌也要政治化，當中包括電台DJ陳海琪直斥其視野及見識狹隘，什甚麼是本土也沒弄過明白。一場短短一小時的演唱會，竟激起政治、文化、世代論爭之重浪，足見今日香港之人心躁動，壁壘分明，斷非一首歌便可大而化之。
陳海琪的不平之鳴出發點在於，許冠傑的歌曲代表着香港如何由難民遍野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都會、香港人之本土意識隨許冠傑及其粵語流行曲Cantopop植根的故事，卻未有得到年輕一代明白，斷然一筆抹煞。
的確，若我們翻閱Sam Hui的CV，便是香港戰後嬰兒一代之典型。阿Sam於1948年廣州出生，三歲不夠便南遷香港與父母居於鑽石山上元嶺木屋區，後獲發徙置區蘇屋邨住所，後來升讀名校英華書院，並以中國文學A級成績考進香港大學，以當時來說可謂天之驕子，是未來社會精英。當時香港主流社會視粵語流行曲為市井粗鄙文化，南來大陸移民愛聽上海時代之國語歌，年輕人因西方搖滾熱潮而專聽英文歌，許冠傑便是其中之一。1964年披頭四（Beatles）訪港引起哄動，一時間香港本地樂隊如雨後春筍，許冠傑組成的Lotus（蓮花）樂隊，當中之psychedelic rock迷幻搖滾曲風更是走在潮流尖端。
唱出香港時代面貌
許冠傑高大英俊，為香港樂壇史上首名青年偶像之一，後來與兄長許冠文走入電視主持《雙星報喜》更吸取大量人氣。當時戰後嬰兒紛紛成人，成長於香港接受港式教育之baby boomer亦漸擺脫上一代之難民過客心態，視粵語為母語，一股Cantopop之潮流已蓄勢待發。1974年許冠傑挾歌影視人氣推出首張粵語大碟《鬼馬雙星》蔚為風潮，奠定其粵語流行曲開山祖師地位。碟內一首名作《鐵塔凌雲》，講述許冠文外遊異地，巴黎鐵塔、富士山峯、自由神像、檀島灘岸，都「豈能及漁燈在彼邦」，思鄉愁緒溢然歌裏。曲中漁燈所指何耶？香港也。今天年輕一代高舉之本土意識旗幟，其實正是由許氏兄弟於此曲中深深植根。許冠傑歌曲中本土意識俯拾皆是，如1983年香港前途問題時作下之《洋紫荊》便明言「在香港，你我的家鄉香港」，1990年正值六四後人心不穩又推出《香港情懷'90》，一首《同舟共濟》亦直白唱出「香港是我心，一顆不變心，實在極不願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
阿Sam訴說着香港故事，不論是《木屋區》、《濟水歌》、《半斤八兩》、《加價熱潮》講述70年代於香港基層貧苦生活，抑或《日本娃娃》講述80年代港人蜂湧追捧日本文化、《話知你97》內刻劃港人對「九七大限」之恐懼，90年代周星馳無厘頭電影之精神麻醉，以及末世前紙醉金迷之物質生活。如此代表着一整代香港人之「時代精神」（Zeitgeist），竟被「黃毛小子」一句「過時」全盤推翻，難免使如陳凱琪者大動肝火。然而羅冠聰、張秀賢等又是否無的放矢？正如影評人舒琪直言，就算是其歌迷亦不能否認阿Sam 作品大多代表着「最安全、最保守、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意識形態：一份不反抗、不爭取、不強求、不怨懟，篤信『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浪子心聲》）、一切整定、安身立命、沉默是金的生存態度。」此種宿命論亦見諸其政治表述，如《話知你97》中「明日懶鬼理，最緊要依家happy話知佢死」及「斷估或者到咗九七，繁榮盛世度度有金執」等，皆盡見其犬儒心理。
老一輩與新一代之別
然而許冠傑的確代表着當時主流港人之精神面貌，對九七既是恐懼又不得不逆來順受。此亦為baby boomer之老一代民主派與千禧世代本土派一路走來之意識形態鬥爭。本土派指摘當年民主派未有盡力阻止回歸，甚至以「民主回歸論」擁抱中共，導致今日香港一國兩制之「敗局」。當人大於2014年頒下「8.31決定」，黃之鋒走上添馬政總前台上，身後便是寫上「命運自主」四個大字，矢志要破除上一輩之宿命論，與「民主回歸」分道揚鑣。英國殖民地政府於六七暴動後，由麥理浩管治下精心培植港人之本土意識，卻又要刻意加上中國傳統之文化保守主義，在此解殖年代正被千禧世代不惜九牛二虎之力衝破，身為上一代baby boomer之流行文化代表許冠傑亦被捲入其中，豈是偶然？此跟環顧全球已發展地區中之「OK boomer」文化現象背後代表年輕人理想主義跟成年人現實主義之衝突，亦有極為相似之社會背景基礎。
世事又是否能夠以非藍即黃、老年青年之簡化兩分法一概而論呢？不少人以許冠傑兄長許冠文為廣東省政協、曾為新香港聯盟發起人為由，為兩兄弟扣上藍絲之帽子。而事實上許冠文雖曾於90年代一度深入建制核心，但許冠傑根本鮮有發表政治觀點，而且其歌曲中溢於言表之愛港之情，難道亦要因此而推翻？就算為親政府如黃霑者，同為新港盟成員亦曾支持23條立法，亦難掩其「鬼才」之才華及對香港流行文化無遠弗屆之貢獻。查良鏞擔任《基本法》草委時推出極為保守之雙查方案，其筆下之金庸小說依然是香港流行文學瑰寶。況且許冠傑歌曲雖然大多以叫人認命之宿命論為主調，卻也有如1990年《做個自由人》中「我誓要衝出黑暗，跟專制鬥爭」及「人權如望獲到手，必須繼續鬥」受六四激發之政治歌曲，跟一路以來之阿Sam風格迥異。同年許冠傑領銜主演充滿政治隱喻之《笑傲江湖》，亦是抱以令狐沖一副厭惡政治黑暗遁跡隱世之態度。
藍黃以外之繽紛
一個人之品格及才華，根本不能簡單用政見及世代區分。圍繞許冠傑的爭議，令人想起黃子華兩年前於《金盆𠺘口》中宣布金盆洗手，便哀嘆現今的香港已經從一個「尋找仆街的故事」變成了一個「尋找仇家的故事」。黃子華當年在《秋前算賬》等棟篤笑中鞭撻中共，令人認定其為黃絲，後來卻由於北上發展及逐少談論政治，被人質疑是否轉藍。然而港社會以顏色區分人，凡評價必先以其是藍是黃出發，若辨別不明便無法下評價之瘋狂現象，正是黃子華心灰意冷引退原因之一。或許許冠傑過氣了，其歌曲以及其代表着由貧民窟上公屋，升大學再成為成功人士，只要腳踏實地便可出人頭地之「獅子山下」精神，於今日社會來說早已不合時宜，但他的歌曲描寫70、80年代香港社會精神面貌，要其回應2020年之社會問題是否有點強人所難？
若稱許冠傑過氣，就等同稱披頭四過氣、Paul McCartney老餅一樣，無知可笑。流行文化雖有其時代及地域局限，其影響及遺產卻仍有超越政見及世代之社會及美學價值，為何又不能讓港人暫時放下酣熱之政治鬥爭，穿梭一下時光隧道懷古一番？若將文化表達囿於政治立場，我們失去的將是藍黃以外繽紛之本土色彩。而社會一邊鞭撻敵對者凡事政治掛帥，一邊卻以政治凌駕藝術，豈不成為自己最反對之人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