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傭應有合理居住空間

據目前政府的標準僱傭合約規定，本港的外籍家傭必須與僱主同住，惟有菲傭在2016年入稟高等法院，並提出司法覆核，認為這限制有違憲之嫌。司法覆核被駁回後，菲傭不服裁決提出上訴，案件周二（17日）在上訴庭開展聆訊。規定是否違憲屬法律問題，要交由法庭處理。但在政策層面，同住規定不但使外傭在空餘時間被迫工作，亦或會反過來在假日被迫外出，行動自由大受限制。政府值得考慮放寬限制，提升外傭來港工作的吸引力，以應付未來龐大的需求。

自1970年代初政府推出輸入外籍家庭傭工政策後，截至2019年3月底，本港的外傭人數已多達391, 586人，佔勞動人口約一成。對本港的經濟結構而言，外傭分擔了不少家務工作，使更多女性可投入就業市場，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可是，自2003年港府推行強制留宿規定，外傭的休息環境不但沒有充分保障，而僱主涉嫌虐待外傭的慘案更時有聽聞。

2003年轉捩點

回看當時的政策背景，2002年有僱主安排其外傭在花店工作，終被判囚兩個月，事件引起輿論對非法勞工的關注。適逢在千禧年初本港先後經歷科網股爆破和911事件，經濟不振，失業率飆升，迫使港府為回應民間聲音。為加強保障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港府將原先外傭住宿上自行與僱主達成共識的安排，改為強制同住，以減少外傭在工餘空間「搵外快」的機會。據入境處的「標準僱傭合約」列明，外傭須於合約內訂明的僱主住址工作和居住，而僱主須為外傭提供「免費、合適、設有傢具而有合理私隱的住宿地方」。如僱主不符合規定，其申請將會被拒絕。

然而2003年的政策背景已遠離，正如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2018年討論特區政府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報告時寫道，「部分委員對於外籍家庭傭工的『兩星期規定』及『留宿規定』表達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每年檢討是否有需要繼續施加這些規定」⋯⋯「部分外傭即使被僱主虐待或剝削，亦不敢向警方或勞工處舉報其個案，因為他們擔心在『兩星期規定』下，他們可能會因為被提前解約而須返回原居地。該等委員亦察悉，部分外傭未獲提供合理住宿環境，而且工時極長。」這都證明2013年與2014年的印傭Kartika和Erwiana虐待案，背後實有制度成因，而非個別事件。

再者，本港家庭居住面積不足，部分無良僱主安排外傭瑟縮一角，同是剝削外傭應有的基本生活環境。外勞事工中心（MFMW）在2017年的研究報告指出，雖然標準僱傭合約要求僱主提供「合適的房間及合理的私隱」，但結果卻顯示不少外傭都被安排在儲物房、廚房、廁所等空間休息，不但難言是「合適的房間」，更絕無「合理的私隱」。而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莫過於是兒歌天后李紫昕，遭媒體踢爆讓外傭睡馬桶上的舖床。

政府論點站不住腳

可是，港府一再強調要「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並指「容許外傭在外留宿的風險，以及對私人住屋和公共交通造成的負荷等問題」，但這兩大論點亦有斟酌之處。無可否認，本地工人就業乃是任何經濟體的重中之重，但外傭的權益和就業機會本質並非相互排斥，更不應以犧牲前者的合理權益來達到目權。畢竟非法勞工問題，不僅涉及入境處執法的力度，也涉及好些唯利是圖的僱主，故要外傭承擔起所有結果也非公允。

港府以社區負荷問題作辯解，同樣也是難以站穩陣腳。在私人住屋方面，一般外傭僅拿四千多元工資，根本難以負擔本港的租金，即使外傭有意在外留宿，亦只能靠數人以合租形式，分擔開支。如果強制同住被廢，也不等同「強制在外居住」，只是僱傭雙方的自行協商去向，並不一定大增租盤需求。在公共交通負荷上，除非外傭的工作足不出戶，否則她們在社區定會衍生交通需求，與是否同住無關。

除了勞工權益外，廢除同住政策亦有其功利考量。本港踏入人口老化年代，使愈來越愈外傭將會負責照顧長者，而數字上2016年亦有約一成60歲或以上獨居長者聘用外傭，較1995年的2.5%大升3倍，可見本港對外傭的需求將有增無減。與此同時，隨着女性勞動力逐步釋放到市場，亞洲各國對外傭需求同樣日益，外傭到外工作時將有更多選擇，無須視本港為終站，故容許外傭在外留宿，亦可提升在港工作的吸引力。不論在勞工權益和功利兩大面向上，廢除同住政策不但可還外傭應有的勞工尊嚴，更是維持本港吸引力重要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