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者辛酸誰人知

警方上月尾於深水埗進行反罪惡行動，有警員被指破壞露宿者家當，事後已被即時停職及作刑事調查。露宿者為社會邊緣人士，如警員確實作違規、甚至違法行為，更須嚴正處理。但與此同時，社會亦須關注露宿者的困境，正視香港此繁榮社會下竟仍有不少數人落泊街頭。毫無疑問，政府對此責無旁貸。

香港經濟繁榮程度不用多說，不但人均生產總值在世界名列前茅，其金融中心地位甚至可與紐約、倫敦「齊名」，惟繁華背後卻一直存在不少問題，露宿者問題正是其一。政府數字顯示，2017至2018年度社署的登記露宿者人數為1,127人，較2013年的718大幅上升。然而此數字只僅反映曾作登記者的數字，實際無家者的數目更多。由多間大學及社福機構進行的「全港無家者人口統計行動 2015」，發現當年本港共有1,614名無家者。另外，近年露宿者成為「麥難民」的情況更是愈見普遍，社會組織協會發現2018年約有384人為廿四小時快餐店的無家者，較2013年的57人大幅倍增。

露宿成因非個人因素

本地一直存在露宿現象，社會一向有迷思將其成因歸咎於無家者身上，如批評歸宿者懶惰、不上進才會落泊街頭，惟這嚴重簡化了露宿成因。宏觀的社經狀況往往是將弱勢市民逼往街上的最大推力。據本地學界、社福界的調查，香港的露宿者人數在1999年及2008年分別錄得顯著升幅，相信與金融風暴及金融海嘯所帶來的經濟蕭條密切關係。更甚者，香港經濟自八、九十年代轉型，無法適應轉型的市民（如低技術工人）容易失業，陷入財政枯竭邊緣，遂無奈「瞓街」。現時新型肺炎來襲，加上環球經濟形勢波譎雲詭，本港經濟未來有變差趨勢，露宿人數或有機會因而上升。

另外，本港的房屋問題同樣催化露宿情況。香港向來寸金尺土，過去十年住屋成本更是屢創新高， 收入有限、甚至長期失業者難以負擔租住一般私樓，只能退而求其次，租住價錢較「相宜」的劏房、板間房及籠屋，甚至因而流浪街頭。然而這般的不適切房屋環境差劣（如擠迫、炎熱及蟲患等問題），甚至教已「上樓」的露宿人士再度「瞓街」。中大社工系教授黃洪曾調查深水埗的露宿情況，發現有超過五成半受訪露宿者因「私人房屋租金太貴」而無法脫離露宿，另外亦有五成因「居住環境不理想／太熱／太擠迫 」而決定再次露宿，可見私人房屋因素對露宿者的推力之大。

然而，政府對露宿者的房屋支援亦明顯不足。與普遍基層市民一樣，露宿者亦面對公屋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而且露宿者大多為單身人士，在公屋輪候機制下要成功上樓的難度更高。但無家者在公屋以為的資助房屋選擇不多。現時受政府資助及由社福機構自負盈虧的宿舍數目只有636個，還不到整體露宿者數目的一半。更甚者，脫離露宿「行列」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如露宿者須有穩定住宿、方能穩住就業、建立儲蓄、甚至重建自信等，然而上述宿位供無家者暫住時間有限，約六成的宿位只供限住六個月，甚至很多宿舍均無社工跟進個案，露宿者即使輪得宿位，但要真正告別露宿生活，只怕是緣木求魚。

政府須扶助而非趕絕

更教人失望的是，政府的態度並非扶助露宿者重新融入社會，反而是採取激進的驅逐政策。政府設露宿者登記制度，用意只為統計為多，而非為露宿者提供後續支援。而且，政府取態一向希望阻止無家者於公眾地方露宿，以深水埗通州街公園為例，為阻止露宿情況，公園涼亭因而灑上臭粉、掘空上蓋、加設石春路，甚至一日至少洗地四次，而且浴室會在入夜後鎖上，避免露宿者聚集。此外，園內長椅亦曾加設「扶手」，阻撓街友睡覺。另外，民政署及地政署甚至試過直接圍封經常有街友露宿的市區天橋底，這一切做法並非解決露宿問題，而是想「解決」露宿者本身。

警方疑破壞露宿者家當，甚至攻擊露宿者本身，再次折射出無家者於社會中的地位。政府再不能對他們視而不見，而是要制定全面的無家者政策，為無家者提供長期、具支援的住宿屬可為首步。政府近年着力以組合屋方式興建過渡式房屋，理應同以此法為無家者提供較長期的過渡住宿。長遠上政府亦應致力改變社會觀念，畢竟無家者並非必定為「好食懶飛」，不少如常人般努力工作、貢獻社會，卻只因種種因素和挫折而無奈露宿，政府須積極去除加諸於無家者上的負面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