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親吻清真寺令伊朗疫情失控？

近日網上流傳短片，有伊朗人在清真寺親吻閘門，引起廣泛討論。自伊朗庫姆市（Qom）上月中旬錄得首宗確診病例後，該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俗稱武漢肺炎）疫情愈見惡化，不但政府高官相繼確診，病毒亦傳到黎巴嫩、卡塔爾等地，令伊朗成為中東地區爆發的源頭。問題到底出了在哪？

截至周一（3月2日），伊朗共錄得1501宗確診新冠肺炎，至少66人染病死亡，死亡率是為全球最高之餘，死亡人數亦是中國以外最多。伊朗疫情的嚴峻概況，還可見於數名政界要員確診，包括伊朗衞生部副部長哈里奇（Iraj Harirchi）、副總統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而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顧問米爾穆哈馬迪（Mohammad Mirmohammadi）更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辭世，故社會自然對德黑蘭領導的防疫工作大感憂慮。

最高領袖顧問不治

一如韓國和意大利成為「疫區」的過程，伊朗在確診首宗個案後的預防措施，不單未有提高民眾的警覺性，反更抱有「佛系心態」，以不變應萬變。縱然伊朗早在2月19日便公開庫姆市的染病死亡個案，而接着兩日亦有從伊朗前往加拿大和黎巴嫩的旅客對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但德黑蘭除了被動地遭鄰國阿富汗、亞美尼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封關外，卻沒有提出任何措施對應潛在爆發的可能性。

德黑蘭在處理疫情上致命失誤，大概可反映於庫姆市的防疫工作。首先，自庫姆市確診首例後，衛生部不但拒絕在市內或周邊設立隔離營，反而荒謬地形容此舉過時，使各部門未能及時識別、隔離和治療曾與帶菌者毒接觸的民眾。其次，儘管衛生部曾要求關閉庫姆的宗教地標，但由於該市為什葉派穆斯林的聖城，掌管宗教的官員在哈梅內伊背書下，拒絕遵從衛生部的要求，結果讓成千上萬朝聖者和遊客繼續聚集在宗教場所附近，大增病毒傳播的機會。

官員人民俱乏警覺

防疫工作的成敗不但取決於政府的反應，同時亦須依靠民眾的自律。儘管伊朗近日已宣布停課，醫院漸見不勝負荷，但在危難時候，仍有報導指庫姆的教徒無懼怕病毒風險，於清真寺崇拜時繼續保有親吻清真寺的禮節。外界難以估算這種反科學的防疫觀念只是個別例子，還是普遍的社會或宗教觀念，但若然不少教徒真誠相信宗教虔誠可以是新冠肺炎的「抗體」，當局的防疫工作自然會事倍功半。

美國制裁影響援助

上述點出的只是疫情肇始的失誤，其後伊朗的防疫工作還面對外交上的掣肘，且非其能力可控範圍之內。世衛目前已向伊朗發送7.5噸醫療用品，以支持15,000名醫護人員的工作，但不少伊朗人仍擔心設備不足。如同伊朗醫療設備進口商協會的董事局成員Ramin Fallah表示，雖然「許多國際公司已準備向伊朗提供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但由於該國正因發展核武而被美國經濟制裁，令不少公司「不能匯款」到境外完成交易。即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強調美國願意向伊朗提供人道援助，但現實上確有不少企業不願冒險違反華府的禁令，結果亦徒添了防疫的難度和時間。

汲取經驗往往能提升一個社會的防疫能力。迄今香港確診的數字仍處於較低水平，某程度上是民眾汲取2003年SARS慘痛教訓後，防疫意識高漲。然而，伊朗即使在上世紀曾出現疫症，至今的防疫工程未見顯著進步。1904年，霍亂隨着大批伊拉克什葉派朝聖者席捲伊朗，德黑蘭本是要試圖限制聖地開放來防止病毒傳播，惟當時的最高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Grand Ayatollah）卻以阻止信徒履行宗教職責為由，拒絕關門，最終未能阻止霍亂蔓延至全國。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對經濟的打擊，後續更引發連場的示威抗議，埋下1906年「波斯立憲革命」的種子，短暫地中斷了伊朗的君主專政。觀乎各國防疫的經驗，箇中失誤之處大同小異，惟差別卻是對歷史教訓的反思，以及誤判後的補救措施能否追上病毒的傳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