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政府能如何善用民間力量抗疫？

1894年，始於穗港的腺鼠疫，演變為波及32個國家與地區的大瘟疫，也成為了醫學史的經典研究素材。其中，不少研究員着力對比地緣相近、氣候相若、且同為殖民管治的香港和澳門的防疫工作。一些史學評論對當時澳門的應對工作評價高於香港，與此次新型肺炎的輿論不約而同。相比於今天外界稱讚澳門防疫的力度和速度，當年澳門應對鼠疫的工作有何優勝，對今天的香港又有否借鑑之處？

不少研究認為，香港與澳門在抗疫措施上區別不大，主要舉措皆為檢疫、隔離治療、清潔、消毒和處理屍體幾方面。真正的區別出自兩者的執行和社會動員。香港是以殖民政府主導、官民對抗，以強制為主的模式；澳門則是政府提倡，民間社團合作，全民參與型的應對。而這導致了兩地社會在第一輪爆發中防疫效果的不同，以及對日後社會的型態構成產生影響。

以整飭潔淨華人民居為例，香港政府的清潔小組由史路比郡輕步兵團（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志願兵及警察，在當時潔淨局執行委員會的監察下，於太平山區強制進入民居消毒，引起了華民的激烈不滿和反抗。而澳門政府指定消毒民居的政策後，並未採用兵團、警察等強制執法機構進行民居消毒，而是設立防犯鼠疫公會，將具體的潔淨事宜交由華人紳商處理，並未引起民間反彈。

又如在治療方面，香港政府要求懷疑感染者一律送到「海之家」隔離，並打壓中醫治療方式，令尚不了解西醫的華民害怕。澳門雖同樣設立了專為鼠疫而設的醫院，但同時尊重中醫和中國傳統，將華人病疫事務全權交給華人利益的主要組織鏡湖醫院處理。在香港的強制的措施下，香港華民或染病者相互躲藏不報，或因此避難回鄉者。

政府與社會應有的協作

由此可發現，澳門政府應對鼠疫時，着重以華人精英團體，即華商、華人醫院等為中介，着重協調、合作共進退，以達到抗疫的全民參與。香港政府在中西醫療、衛生文化的衝突下，以更為直接、強制的方式，削弱華人勢力（東華醫院），最終卻起到了官民對抗的防疫反效果。

兩種模式未必有必然的優劣之分。當年香港之鼠疫亦造就了改革，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改革東華醫院，又加強執行衞生法例、提供衞生服務、開展衞生教育等，亦大大提升本地華人之衞生意識。但另一方面，澳門在應對鼠疫中重視華人組織的配合，給予了他們較大的空間，也使得華人組織在鼠疫治理中進一步發展。華人社團代表華民與澳葡政府溝通，為華人爭取政治和社會權力，成為實力雄厚的政治組織，從爭取華人權益到參政議政，讓澳門發展成一個社團社會。

可以看到，在疫情這類大型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影響了社會的型態及之後的社會力量的構成。在這次新型肺炎疫情中，港府被指缺乏領導能力及公信力，香港民間團體包括社團、商界等都在抗疫工作中好像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甚至有所謂「民間自救」的說法。

但是沒有社會能在缺少政府下有效運作，對於防疫此等重大工作，政府角色不可或缺。既然民間已經積極起動，在物資分配、幫助弱勢等事情上出一分力，政府更不能缺席無為，而應想辦法統整民間力量，善用社會資源。政府在過去一個多月相形失色，在激發民間力量後能否化危為機，重新起領導作用，可謂考驗着高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