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警會須公開「審視」報告

監警會原本計劃今個月公開審視警方處理公眾活動的首階段報告，但上星期四（1月16日）突然以「等埋司法覆核」為由延遲，然而，兼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身兼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的監警會前成員張達明等均表示，監警會法理上可公開報告。監警會延遲公布報告的做法一來做法說服力不足，二來無助社會化解矛盾。尤其警民衝突持續多月，社會撕裂仍深，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更應該展示承擔，果斷公開首階段「審視」報告，向特首林鄭月娥建議如何解決問題。

三大質疑

監警會延遲發布報告，帶來三大質疑。第一，監警會的做法在時間上說不過去。社工呂智恆去年10月向法庭提交司法覆核，認為監警會沒有權力調查反修例事件，至12月20日法庭受理案件。如果監警會認為繼續報告工作，將在法理上抵觸或影響司法覆核案件，當天起便應該暫停工作。然而，監警會專案組如常工作，監警會主席梁定邦1月13日更表示，專案組已寫起幾百頁報告，並會向警方核實部分內容，預計2月初提交特首。至1月16日，監警會以「法律顧問」的意見為由，拒絕公開報告，為何法律意見會在幾天之內突然出現，此前卻又沒有？

再者，監警會是否有權力「調查」反修例風波，早在呂智恆入稟前已有人指出。名譽資深大律師、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8月21日便曾在報章專欄指出，監警會的職能是「觀察、監察和覆檢警務處長對須匯報投訴的處理和調查」，沒有法定權力調查反修例衝突，並預料監警會的報告或遭司法覆核。難道法律顧問去年7月成立專案組展開「審視」工作至今年1月16日期間，均沒有留意此問題？身為資深大律師的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又完全不察覺？

第二，監警會本身根本不應該擔心反修例「審視」工作屬越權。呂智恆入稟司法覆核後，監警會在法庭上曾指出，他們的工作並非「調查」，而是「找出事實」（fact-finding）。會方認同，監警會條例沒有賦予他們權力調查個別案件，但「監警會可作出為執行它在本條例下的職能而合理地需要作出，或附帶於或有助於執行該等職能的所有事情」。既然監警會持這樣的看法，為何至1月16日突然擔心「審視」報告屬越權之舉？

誠然，法官楊家雄受理司法覆核，意味監警會有敗訴之可能，即報告屬越權之舉。然而，法庭並沒有因此頒下禁制令，不准許監警會公開即將完成的調查報告。換言之，監警會在目前絕對可以公開其報告。此為其三。所謂「討論相關法律程序，並考慮司法覆核結果可能帶來的各種影響」為何，令人大惑不解。若有切實理據，梁定邦作為監警會主席及資深大律師，更應挺身而出，向社會詳細說明。如今，監警會蒙受各方指摘，質疑報告因為即將批評警方做法，而令監警會承受政治壓力，不能夠公開報告。不論實情如何，此等質疑的客觀存在，足令監警會的公信力雪上加霜。

「審視」與「調查」之別

事情發展至此，監警會的反修例「審視」工作如同鬧劇一場。一方面，司法覆核案提醒了社會上下，監警會沒有調查權力。所謂調查者，即傳召證人和搜證的權力。既然沒有，監警會只能「邀請」相關人士作關，以及「提出索取」相關資料。對方會否作供或提交資料，全視乎對方的意願，監警會不可能強而為之。正如專案組成員劉文文日前接受報章專訪時，便坦言不認為能夠找出元朗721事件的白衣人問話。即使在「審視」工作過程中，任何一方曾經配合監警會，為其作供或提交資料，本質上亦只為自願配合，並不改監警會沒有調查權力之本質。此為目前監警會條例下的客觀現實，亦為其客觀限制。

事實上，去年7月監警會成立專案組「審視」反修例工作時，引用的便是監警會條例第8(1)(c)條，即「在警隊採納的常規或程序中，找出已經或可能會引致須匯報投訴的缺失或不足之處，並（如監警會認為適當）就該等常規或程序，向處長或行政長官或兼向上述兩者作出建議」，其中用字為「找出」，而非調查。其後特首林鄭月娥提及監警會「審視」工作時，亦形容其工作為「審視有關的事實和情況（fact-finding study）」，而不是「調查」。故此，政府及監警會均非常清楚，監警會法定權力有限，只能「找出事實」，不能「調查」。司法覆核案只是再一次確認了這個客觀現實。這也解釋了為何林鄭月娥以監警會為理由，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決定，乃站不住腳之說。

即使已淪為鬧劇也好，「審視」工作也須完成，胎死腹中只會令本已複雜的事件徒添更多爭議。監警會的「審視」工作已經逾半年，數百頁報告業已完成，至少應該能展示出一部份的衝突情況及制度問題。再者，監警會在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包括缺乏調查權力帶來之影響，或應該在報告中提及，並向特首建議是否該成立具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接手這項重大的工作。目前社會衝突仍未平息，每個月均有發生示威甚至流血事件，我們的政治領袖、擁有公權力的社會賢達，能夠拿出對香港應有的承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