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回顧】阿拉伯之春——燎原未熄之火

2010年12月17日，北非國家突尼西亞一名小販遭城管欺侮後，投訴無門後心生絕望，在首都的政府大樓前引火自焚，間接燃點起茉莉花革命的浪潮。及後，星星之火傳遍阿拉伯世界，民眾紛紛上街要求推翻專制政權，欲解民不聊生的社會慘況。
十年已過，阿拉伯之春諸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突尼西亞稱得上民主轉型，但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陷入內戰，因為美國和俄羅斯不同程度的參與，中東政治勢力版圖漸見重劃。另一方面，失敗的經驗無阻民眾再度上街示威，迫使政府為失業率高企、貪污叢生等社會問題作出根本的改革，昔日示威之景象於今年再次現於黎巴嫩、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等國。

十年後回首，由突尼斯的水果小販無意點起的阿拉伯之春，整體而言以失敗告終，至少迄今未見成功。例如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在俄羅斯、美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影響下，成為了大國政治的遊樂場。自2015年普京派兵打救巴沙爾（Bashar al-Assad），以及美國連接的政策失誤後，如今克里姆林宮已取代了華府，成為中東各交惡勢力的「仲裁員」。打從在敘利亞戰事搶佔上風後，莫斯科不但已具有能力，主導與伊朗組成同盟關係，同時也成了德黑蘭的敵人——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拉攏的對象，其勢力可謂無處不在。

錯過了改革的國家

在其他阿拉伯國家，部分政權在2013年前後「止暴制亂」，熬過了國內的革命浪潮。它們以武力鎮壓或物質利誘的管治手段協助平亂，亦有兩者兼用。如哈邁德一面邀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出手，介入武力政局，一方面則向家庭住戶派發現金和撤換部分政府部長，以便回應訴求，冷卻民情。其次是當民眾看到利比亞、敘利亞和也門的崩解後，不希望己國會因持續的政局僵局而陷入內戰。可是，民眾從街頭上消失，並不等同於社會問題已迎刃而解。反而，當2014年起國際油價大幅下落時，不少產油國的公共財政亦漸見捉襟見肘，使至昔日用以緩解民眾對經濟不滿的福利政策難以維持。

在國內的管治上，目前除了突尼西亞外，不少曾經乍現希望的國家，都在2013年左右重回專制式的「穩定」，例如埃及的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和巴林的國王哈邁德（Hamad bin Isa Al Khalifa）等強人領袖收拾了亂局，且國家帶來穩定。可是，動亂背後的社會成因卻依然在諸國中累積。阿拉伯之春前，《經濟學人》2008年曾形容「今天44%埃及國民被介定為貧窮或極端貧困，而全國大約有260萬人的收入連基本糧食的需求也不能滿足，更不用說其他開支；不過，在另端的開羅私人機場，有富戶為舉辦一場豪華婚禮⋯⋯」。這種貧富懸殊、腐敗叢生的景象，今天在不少阿拉伯國家中仍然可見。

可惜的是即使前車可鑑，有幸逃過倒台的政府，大多都沒有把握這幾年的緩衡期，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解決腐敗、改善治理和創造就業機會，使至誘發阿拉伯之春的社會背景，依舊殘存在黎巴嫩、伊拉克和阿爾及利亞等國，並終在本年又再激起曠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可是，即便是誘發點相近，2019年的示威浪潮與十年前已見不同，並不能簡單歸納為「阿拉伯之春2.0」。

歷史並非「十年如一日」

首先，雖然兩場運動橫跨十年，同是出於對於建制的不相任，但是次的程度卻是新低點。過去，示威者希望以改朝換代的形式，推翻執政多年的專制政權，並寄望一直被禁的反對派，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和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黨，可帶領國家作出結構改革。可是，本年的浪潮中，這種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度更似是到難以挽救的境地。從Arab Barometer的民調可見，雖然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民眾素來對政治制度、政客的信任程度不高，惟2019年的數字卻是再創新低。由此可見，不論由黎巴嫩或伊拉克當局提出的改革藍圖，兩國的示威者仍堅持寸步不讓，箇中原因未必是示威者反對改革的目權和方式，反是他們不相信開出政治承諾的人。

其次，與十年前革命浪潮相比，當下的抗爭示威並非暴力革命，大抵上還是堅持用和平的手段。即便是阿爾及利亞、伊拉克等早有鎮壓和平示威的前科，民眾大多都欲以非暴力的手段，保持內外對運動的支持度，從而迫使當局傾聽訴求，故暫時未見互相激發的暴力旋禍。黎巴嫩的政局更是有別於一般的革命，而是打破了國內根深蒂固的宗派及政治勢力對立，把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和德魯茲人、貧窮和富裕階層、以及城鄉居民連成一線，就像每個社群都想撼動自己身處的政治秩序。

可見，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問題好像十年如一日，但人民卻又好像汲取了十年前阿拉伯之春的經驗，中東和北非的動盪沒有簡單以推翻政權為單一目標。只是示威者又因對政治人物信心盡失，拒絕一切改革方案，使政局陷入空轉、膠着的僵局，同時亦在政權和反對派之間留下了權力真空。阿拉伯國家若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在捨棄革命、追求改革的分岔路上，示威者仍須解答「如何改革」此一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