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國籍法保護少數民族為名　針對穆斯林為實

周三（11日），印度國會通過《國籍（修訂）條例草案》，規定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的非法移民，只要在2014年12月31日前已定居印度，居住滿六年後即可獲得公民資格。據官方說法，這修訂是要更新1955年制定的國籍法，以保護來自被上述三國「迫害」的少數民族，如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帕西人（拜火教）和基督教徒，但唯獨伊斯蘭教徒不在名單之列。
連同早前廢除查摩及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自治地位，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欲意把國內的穆斯林社群，描繪為他者的用意早已昭然若揭。問題是，莫迪在玩弄危險的狹隘民族主義時，會否再次挑起植根多年的種族主義仇恨，引火自災。

負責草擬和推銷修訂案的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認為，「該法案旨在賦予公民資格，而不是剝奪公民身份」，故在國內佔總人口一成半的「穆斯林民眾沒有理由擔心」。 總理莫迪在政策推銷時，更用上人道主義的託詞，並稱此舉可「減輕多年來許多遭迫害的人之痛苦」，以包裝帶有宗教歧視的新政策。

伊斯蘭教徒亦在多國受逼害

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中，印度教徒、錫克教徒、佛教徒等雖然是少數民族，亦有不少遭到迫害的先例，惟此卻難以合理化將穆斯林排除在外。在人道主義的視角中，任何人的生存權利均應獲得保護，信奉哪個宗教不應為伸出援手的唯一準則。既然新法是要保護遭迫害的少數民族，為何新法沒有包涵同屬少數民族、又是來自孟加拉的羅興亞人（Rohingya）？或是遭斯里蘭卡當局迫害的泰米爾人（Tamils）？

新法不但與世俗的政教分離原則產生張力，同時亦挑戰了印度憲法的威權。印度憲法第14條列明，「國家不得基於宗教、種族、種姓、性別或出生地的歧視，否認任何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或受法律平等保護」的權利。在Ram Krishna Dalmia vs Justice S R Tendolkar一案中，儘管判詞指出憲法並不禁止出於立法需要的「合理分類」，惟前設是當局的分類「必須按可理解的差異為基礎⋯⋯」，以及「該差異必須與有關法規尋求達到的目標帶有合理關係」。新德里一方面將特定群體排除在新法例外，另一方面卻強調對被害迫者的保護，故在憲法上不但未必符合「合理分類」的要求，同時亦難以解釋排除穆斯林與達成政策目標的關係。

莫迪政策被指「印度教化」

從近年莫迪和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政績」可見，煽動民族主義、針對穆斯林社群的管治手段，早成了莫迪爭取印度教徒支持的常用伎倆。在莫迪的首個任期中，「印度教化」的政策主要見於行政層面，如任命極富爭議的印度教領袖阿蒂提亞納特（Yogi Adityanath）北方邦首席部長，更改歷史教科書以「確定」印度教徒為原居民，是按印度教神話中的地點和人物，重新命名城市和街道，取代帶有伊斯蘭教色彩的名稱。

莫迪今年5月連任後，人民黨更將行政措施擴大至立法層面，如將穆斯林的即時離婚制度（triple talaq）刑事化，以削弱穆斯林在民法上的自治權（但亦算保護了婦女的權利）；褫奪查摩及喀什米爾邦的自治地位後，放寬非穆斯林在當地購買財產和移民的資格要求；以及是次國籍法修定等等，都反映出莫迪的施政方針，明顯是出於鼓動民族主義，以攏絡佔總人口約八成的印度教教徒。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儘管民族主義可為國家帶來向心力，但當我者和他者的劃分已被扭曲成帶有仇恨、敵我分明的狂熱民族主義時，其後果可以不堪設想。2002年2月至3月，當莫迪還是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長時，當地的印度教狂熱分子曾發動針對穆斯林的暴動，導致過千人無故喪生，事後莫迪更被批縱容暴徒。是故，對國內存在跨種族人口的印度而言，莫迪推出「印度教化」的政策，不但有如狹隘民族主義的變體，更可能在涇渭分明的種族對立上火上添油。新國籍法聲稱出於人道主義，更是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