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恐怖分子倫敦橋施襲　英式「再教育營」未抓重點

上周五（11月29日），英國倫敦橋附近發生致命斬人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行兇者奧斯曼汗（Usman Khan）。由於兇徒曾因串謀發動恐襲而被判刑，其犯案之時的「自由身」只算是有條件獲釋。事後，英國警方不但將案件列作恐怖主義活動，同時也引起朝野重新關注司法系統的處理手法。
然而，不論是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提出以更強硬的手法處理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或是工黨黨魁郝爾彬（Jeremy Corbyn）嘗試把焦點轉移至保守黨削減懲教部門的經費，兩者的言論皆忽視了「去激進化」（de-radicalization）政策中，協助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會的關鍵。

英國將於本月12日舉行大選，各路人馬均積極造勢，連帶倫敦橋的斬人案也特別引起關注和反響。首相約翰遜除了對事件感到憤怒外，也表明未來的司法改革，應限制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要完成刑期方能獲釋。同時，他亦期望採用更強硬的手法，包括增聘兩萬名警員和興建更多監獄，填補現時的制度不足。在野的郝爾彬則提出截然不同的觀點，並試圖將恐襲歸咎於預算削減。可是，奧斯曼汗的假釋條件之一，就是參與了當局為前恐怖分子打造的「囚犯改造學習班」（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因此，斬人案衍生出的問題不僅是何解奧斯曼汗能在警方監控下作案，而是在於DDP的「改造成效」。

「囚犯學習班」效果成疑

內政部自2016年10月推行的DDP計劃，提供密集式、「量身定制」的措施，包括有導師提供心理、神學和意識形態的支持和建議，以根絕恐怖分子走上激進化的驅動因素，增強思想的抵禦能力。可是，沒有人會輕信將恐怖分子關進天牢後，犯人便會自動地摒棄激進思想，重投社會。從魯德洛（Lewis Ludlow）去年因策劃牛津街恐襲而入獄，以及是次奧斯曼汗兩案看來，即便DDP計劃仍屬起步階段，卻難以洗脫外界對計劃成效的質疑。

儘管英國當局沒有對外公布DDP的執行細則，惟在英吉利海峽對岸所辦的「學習班」，其失敗經驗亦有借鑑之用。2016年，法國時任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曾撥款逾一億美元，支持一個去激進化思想的實驗，並寄望該中心能使法國的極端分子，能變回一個無威脅公民，但僅在五個月後卻被中止。當時，除了面對當區居民的反對外，該國亦有官員和專家指出計劃難成大器的原因。

正視恐怖分子心理需要

首先，儘管法國當局特聘了心理學家，希望根絕思想激進化的心理成因，但該模式卻過分側重意識形態，並試圖用世俗的「反事實」（即對已發生的事件在心理上給予假設性否定）來取替極端主義。其次，該計劃傾重灌輸西方的民族主義來取代植根於伊斯蘭教的身份認同，但某程度上，雖說世俗主義是法國長期奉行的社會制度，但此舉也限制了穆斯林遵守伊斯蘭教義的空間，或令他們難以融入社會。

心理學家Arie Kruglanski和David Webber認為，去激進化的計劃理應盡可能針對個人的「缺陷」設計。透過分析前恐怖分子的心理需求，言談敘述和人際網絡，重新定向這些潛藏的慾望，誘導他們朝着更積極和意義的目標改進。例如，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過後，時任總統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曾參照上述的方法學，將泰米爾之虎（LTTE）的成員送進拘留中心，並用「六管齊下」的方法，梳理LTTE的成員在教育、職業、精神、娛樂、社會文化和家庭方面的問題。據後續Kruglanski和Webber等學者的評估發現，601名計劃參與者對極端主義的關注，的確隨着時間流逝而慢慢減少。

自上世紀末，恐怖主義活動成為歐美國內安全的頭號隱患，諸國都難以提出一套全面且有效的方法化解極端主義。但如同毛澤東所言，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故恐怖分子以死相諫，自有其可被解釋的科學原因。儘管有不少人認為恐怖分子理應被視作不可原諒的敵人，但從心理而言，他們只是跟平常人一樣，會對外界不同的條件而做出相對的反應。即使向恐怖分子提供「囚犯改造學習班」，並非根絕極端思想的萬能藥，但這不僅是去激進化的要點之一，也是約翰遜和郝爾彬的失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