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軍涉掩蓋戰爭罪行　國際刑事法院角色不可或缺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的偵查報道，英國政府和軍方為了掩蓋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犯下的戰爭罪行，前年以「證據造假」為由，廢除相關調查小組。然而，來自「伊拉克歷史起訴小組」（IHAT）和「諾斯穆爾行動」（Operation Northmoor）調查小組的新證據卻顯示，英軍在2003年至2013年間，曾涉嫌干犯濫殺平民、性虐待拘留者和酷刑等戰爭罪行，與國防部的說法存有落差。

報道亦指出，若英國當局沒有秉持公義，認真查明其軍事責任，國際刑事法院（ICC）或會介入調查。可是，國際多國都對ICC採的不合作態度，使其常被戲謔為「非洲法院」，指其只起訴非洲國家的領袖。在偽善大國阻撓下，ICC的作用已大打折扣，其理念和功能有待檢討。

在紐倫堡和東京審判後，國際社會大力推廣國際法及相關法庭成立，防範二戰時以國家之名發生的暴行將會重演。但觀乎1998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土耳其和以色列等不少地區大國都不是《規約》的締約國，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則已簽署但未批准生效。大國拒絕超主權組織的監管，箇中原因，不外乎是認為接受約束猶如主權被削，或現存的聯合國安理會已有足夠的制裁和懲罰機制，解決國際糾紛，惟此辯解只是眾國為其軍事行動保留「彈性」的託詞，欲蓋彌彰。

國際刑事法院的困難

縱然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權包括了調查國家涉及的戰爭罪行，但運作上卻是困難處處。例如在阿富汗戰爭中，ICC本想對塔利班、政府軍和美軍在2003年和2004年間涉及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展開調查，惟本年三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已表明，華盛頓將拒絕向調查人員審批簽證，並形容ICC「正攻擊美國的法治」；2014年，ICC的檢察官又因當局拒絕交出證據，被迫撤回調查對現任肯亞總統肯雅塔（Uhuru Kenyatta）的調查，使一千多名命喪於2007年種族衝突的人未能沉冤得雪。

撇除定罪率偏低外，ICC的訴訟時間冗長同是為人詬病之處。上述檢察官對英、美兩國涉嫌在阿富汗干犯戰爭罪行，已作初步審查十多年。2014年的加沙戰爭、以色列非法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格魯吉亞與俄羅斯於2008年的戰爭、羅興亞族被緬甸當局迫害等案件，同是ICC多年後仍是議而不決的人道慘劇。鑑於ICC的過績不佳，使致不少人認為每年花費逾1.5億美元，以處理屈指可數的案件實為不值。可是，即使未來將有更多無罪釋放和撤回指控的案例，在阻止主權國家「有罪不罰」的原則上，再多成本也值得堅持。

二戰後同盟國根據國際法和戰爭法成立軍事法庭，起訴納粹德國和日本的政治、軍事、司法和經濟要員的處理手法，不但是要將戰爭行為加以規範，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以保障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更要將主權國家的犯罪責任釐清，還歷史一個公論和判決。然而，在國際法和超主權法院問世前，個體士兵以國家之名在犯下戰爭罪行，只能藉由一地法院審理和裁決。問題是，當主權國家已視戰爭罪為無物，坦護、縱容己國士兵，保護國家「名譽」，他國的受害者根本並無任何渠道伸張正義。

ICC以侵略罪、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及戰爭罪為四項基石，本為文明社會應有之義，其用途如1948年的《聯合國260號決議》所言，是要「⋯⋯欲免人類再遭此類獰惡之浩劫」。可悲的是，有能力主宰國際政局的主權國家大多亦因一己私利，早已遣忘ICC成立的理念，口惠而實不至。可是，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所言，ICC是「給子孫後代的希望」，用以改變過去兩千年人類以蠻力凌駕法律的野人思維。雖然自古以來人類總會找到理由來合理化戰爭的必要性，但把殺戮規範化乃是文明進步的代表之作，即使現時國際刑事法院存有不少缺陷，世人亦不能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