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示威浪潮中的內地生「撤僑」事件

反修例示威者11月11日發起「三罷」後，示威之陣地逐漸轉移至校園之內。中大、港大、理大等先後有示威者堵路，引來警方執法。當中，內地生「撤僑」一事，再次顯示了內地生和本地生間築起一道「我者」和「他者」的高牆。

科大首先「撤僑」？

11月8日，在將軍澳墮樓的科大學生不治，多區均有紀念活動，其中尤以周同學的母校科大為重。當天傍晚時分，內地網絡盛傳科大「撤僑」的消息。疑為在港內地生的微信對話圖片廣為流傳，上寫「由於特殊情況，學校發出緊急通知，下午及周末所有課程全部取消，請同學儘快疏散離開學校。下午1:30 有一輛大巴可做（坐）30人在李兆基商學大樓樓下開往深圳⋯⋯」「我先生他們可以說是非常狼狽地逃回深圳，有些甚至連行李都沒有收拾。」與此同時，科大內地生家長群「港科大家長-夢牽香江」的對話圖片也在網絡流傳，群內家長焦急萬分，商量着如何將孩子轉回內地讀書，如何每日派家長輪流組隊保護孩子安全等。這些對話圖片勾勒出一幅內地在港生水深火熱的圖像，讓內地網民無不義憤填膺：偌大的香港，竟容不下一方安靜的書桌。

然而，科大校方當日並無大規模撤離內地生的安排，只有個別導師自行離校，以及EMBA課程因取消周末課堂而安排接駁巴士送學生回深圳。即使大量內地生仍然留在校園，科大當晚並沒有針對他們的示威或衝突。與其說是恐慌的情緒，整個校園更是瀰漫着無言的沉痛，靜謐的哀悼。

當「撤僑」成為事實

其後幾天，隨着香港示威者展開癱瘓交通的「大三罷」，各區衝突升級，「撤僑」消息愈演愈烈，真假交織。11月12日晚上，內地媒體環球網發表文章，描繪了一幅內地生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艱難逃生的景象，譬如將中大形容為「敘利亞」，黑衣暴徒威脅「炸掉校園和放火燒山」，還穿插了當事者的一些闡述，如一名中大內地生「昨天深夜悄悄徒步走了十幾公里才脫離危險」。

無可否認，當天中大的氣氛緊張，示威者和警察在二號橋整天衝突。數百枚汽油彈、上千發催淚彈、被點燃的汽車，令校內許多學生恐懼和擔憂。然而，環球網的報道不無誇張成分，內地生接受電視台訪問時便直言，某些報道「刻意誇大情況，很挑動人的情緒，讓大陸觀眾覺得香港都是暴徒，和香港不值得珍惜，失望到極致。我覺得無論你的立場是甚麼，這些基本的新聞素養都是蕩然無存。」亦有內地受訪者稱，「真正覺得自己安全受到威脅，所以要離開的人，我目前知道的幾乎沒有很多。」再者，部分內地生離開因為學校已經停課，飯堂大多關閉，而非擔心人身安全。

對於香港人而言，他們或許更關注墮樓科大生、中槍青年等，對於內地生「撤僑」未必很關心。然而，「撤僑」幾乎是內地近日對香港示威報道的唯一重心，當中不乏恐慌情緒。

大學校園中的「我者」與「他者」

這次的反修例示威雖然隱含香港人對內地法制之抗拒，但實際上不存在內地生與香港大學生之矛盾。可惜當大學校園成為衝突的「主戰場」後，有關「撤僑」行動的輿論似乎讓兩者之間的溝壑愈發險峻，並容易造成更多的誤解，不利兩地群體溝通。

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在著作《Thinking Sociologically》中提到，「我者」和「他者」的區分同時在於對事物的態度，喜歡還是厭惡、信任還是恐懼等。很顯然，內地視角塑造的香港和真實的香港社會存在一定的差距，無論是關注的焦點還是事實。而這些都會將雙方引向不同的態度，強化「我者」與「他者」之別。

毋庸置疑，隨大學氣氛劍拔弩張，許多留學生都有安全憂慮，台灣、英國等地的學生更乘飛機離港。然而內地生「撤僑」事件及其所折射之輿論差異，可謂兩地隔閡與偏見的典型案例。如今在港內地生並不少，據教資會數據顯示，2018學年約有1.2萬名內地生在港修讀各級資助課程。然而內地和本地具體的交流仍然有限，部分人對內地生的印象甚至是刻板的標籤，如「小粉紅」、「沒禮貌」、「書呆子」。可見，香港人仍然以「他者」角度看待在港求學之內地生，甚至拘泥於香港視角的內地，認為內地生都是保守的、持單一立場的。以「撤僑」一事為例，不少本地評論都先入為主地認為內地生都是要求警方特權護送，忽略了在這個群體在香港面對之環境及訊息差異。

另一方面，內地生亦面臨兩個視角的撕扯，對香港人產生不同的態度和看法。部分內地生依賴於內地媒體和社交圈，看到比較內地視角的香港；部分人則開始關注香港媒體和社交圈，看到比較本地視角的香港；亦有內地生在兩者之間，努力站在中間或者左右搖擺。對香港持有不同程度的擁抱，自然也會影響他們置身於示威浪潮中的決定，包括是「撤」抑或「留」。

我們常說，香港與內地應該正面而積極地互動，單方面的全盤拒絕或不健康地溝通，都非良策。小至於內地生在大學的處境及決定，大至於兩地司法互助之機制，道理相若。只有做到多元及客觀，避免恐慌和對立，才能消除隔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