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是守護大學？

即使沒有統計數字，我們都知道大學生是這場反修例示威的中流砥柱。警察與大學生正面衝突可謂意料之內，只是沒有人料及場面竟如周二（11月12日）中文大學那樣。

以事論事，防暴警察之所以抵達中大外之二號橋，皆因示威者於橋上向吐露港公路及東鐵路軌投擲雜物，影響交通及危害安全。然而，隨防暴警察與中大學生在二號橋中大端展開攻防之戰，並一度踏進校園，向附近的夏鼎基運動場發射催淚彈，事情之肇便顯得不再重要，而被簡化成為一個二元對立之問題：警察最終會「攻入」中大，抑或學生能將他們逐出二號橋？

「暴大」的反建制傳統

警察與學生在中大的攻防戰，吸引了整個社會的注意力。除了因為大學生乃這場示威之主力，更因為中大早前被冠以「暴大」之稱，形容中大學生不少是「暴徒」。加上中大向來有反建制之傳統，當年中文成為法定語言亦要歸功於中大人，「警察攻打中大」便成為了甚具象徵意義之符號，一幅吐露港上中大起烽煙之照片在半天內傳遍香港人。不同年份、不同學系之校友紛言要趕回母校，守護中大。

事情演變至此，衝突之起因更是諷刺，吐露港公路換了另一種形式癱瘓——「守護中大」之駕駛者擠得水洩不通。趕回母校的身影中，還有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其於社交平台上揚言「回中大、保中大、抗警暴」，不久後行其所言，叫人聯想起1980年代他在中大就讀時，與現今因為社運而正身陷囹圄的陳健民為學生會「莊員」。二人後幾屆的學生會，還有蔡耀昌、蔡子強等人，自言參與學運乃「叛逆歲月」。

大學生與社會運動

大學生活躍社運，從來都是常態。觀乎1848年歐洲各地之革命，1905年俄羅斯革命之肇始，1919年中國五四運動，以至1989年六四事件等，美國社會學家Seymour Martin Lipset曾形容，學生推動社會變革的角色舉足輕重，甚至只次於知識分子。

究其原因，相信在於大學本來就是鼓勵學生追求理念之地。社會學家金耀基1979年執掌中大新亞書院之時，便寫下〈大學之功能與大學生的責任觀〉一文，後來收入《大學之理念》。其文雖長，惟仍值得我們一讀。

「大學是一個栽培普遍性的理念與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這些理念與理想對於純潔而有朝氣的大學生具有啟發與挑激的作用。當他們的理想主義與所接觸到的現實世界發生差距時，大學生是很難加以容忍的，他們對不合理的現實是較易採取一不妥協的激烈而絕對的態度的。這現象幾乎是世界性的。因此，大學生常不能把自己的責任局限於學問的追求上，並且覺得『為學問而學問』的態度是良心上不安的；也因此，大學生常自覺與不自覺地採取了一個傳統上的『知識份子』的角色，即關心天下事，對天下事一肩承起。這可以看作是大學生的『直接責任觀』，或『無限責任觀』。」

金耀基：激情可湮沒理性與道德

乍看之下，我們或許以為大學生追求理想、扛下改變社會之責任，必然是好事。然而，作為中大其中一所書院之首，金耀基相當清楚激情背後之代價。

「大學生的熱情與『直接責任觀』，常不自覺地糾纏在現實的泥淖中。許多國家的大學生的激烈行動，並沒有推倒心目中腐敗的權力結構，卻反而常湮沒了大學的理性與道德的聲音，甚焉者，有些且被驅入骨嶽血淵而不可自拔，卒落為假革命者的祭品。許多大學生的運動常以理性始，而以悲劇終。」

誠如金耀基所言，「如果社會的現實問題必要等大學生去鳴不平，去糾正，去解決，則是社會的大諷刺，是學生的大不幸」。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糾纏不清，懸而未決，觸發這一代的年輕人走上街頭。然而部分人逐漸走上歧途，沉迷於暴力手段，最終面臨牢獄之災。我們沒有水晶球，不知這場半世紀未見之大變局終如何收拾，但對於將來接棒的下一代，我們無論如何也期許他們在追求理想、愛護這城市之時，能秉持理性與良知，不要因憤怒而放棄道德。

現實之磨練、時間之洗禮

上世紀之六八學運出了不少未來的社會領袖，諸如德國前副總理的費希爾（Joschka Fischer）、曾任歐洲議會綠黨領袖的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即便是現任匈牙利總理歐爾班（Viktor Orban），在共產政權倒台前已是青年領袖，25歲便創立政黨。能夠一直走下去、推動社會改變的，不能只有一腔熱誠，還要在知性和性情上均蛻變得更成熟，求學與做人並進。

「許多青年，在大學時，熱血沸騰，肩擔道德的十字架，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但一旦離開大學，踏入社會，便不止『壯氣蒿萊，金劍沉埋』，甚至對時代的問題不聞不問，對社會的是非也患了冷感症，不知不覺了。」

對於投身社運的大學生，金耀基認為此乃真正可悲之事。誠然，唯有經得起現實之磨練、時間之洗禮，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守護大學。這一代的大學生，你們準備好接受挑戰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