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蒙面法】示威盡失理性 良願歧路亡羊
最近數天，香港不同地區接連發生各式各樣暴力，港鐵設施、商舖、銀行、警局或議員辦事處紛遭縱火破壞，可謂滿目瘡痍，令人懷疑這是不是香港。這些行為在在說明，我們的社會秩序已嚴重失控。對暴力行為必須嚴厲譴責，政府與各式具影響力的社會人物同時要積極採取措施為民怨降溫。示威者與市民也該自我警惕，無論當初有多麼善良與正當的訴求，抗爭行動一旦發展成自我中心，做一些與自己所信奉社會價值與理念互相矛盾的事，只會適得其反。
歷史上不乏群眾運動劣化成暴民政治的事例，大家也許覺得用這四個字形容當下香港的情況是危言聳聽，大家也對我們這座高度發展城市的文明充滿自信，但歷史也不斷警愓我們，任由暴力行為主宰社會運動，最終不單不能爭取到想要的東西，反而可能把社會變成一個大家原本不想要的怪物。當暴力破壞似乎成為示威的常態，社會大眾應該撫心自問，是任由少數人「劫持」，還是擺正心態，讓彼此有走出困局的喘息之機？
縱觀歷史，群眾活動並非走到最後就必然會「變得更好」。在西方被稱為「哲學之王」的柏拉圖便曾對民主變質作出過尖銳批判。柏拉圖出生於實行民主體制的雅典，然而雅典式民主沒有保障到什麼，他只目睹了雅典人利用民主暴政隨便處死包括他老師蘇格拉底在內的政治異見人士、瘋狂的民眾一步一步帶領雅典走向敗亡，最終在公元前404年被宿敵斯巴達打敗。
柏拉圖在《理想國》歸納了一個簡單道理，當民主政體將民意化為絕對價值時，失去秩序和紀律，階級陷入矛盾無限放大、民眾互相仇殺、敵視，既有的社會秩序無法運作，此時有心人正好可以利用機會，無論這個人最初是以民眾支持，又或是以鎮壓亂局為藉口而崛起，都會獲得超然的權力，不合理及隨心所欲地統治。按柏拉圖所形容，這就是潛主政治（Tyranny）。
「潛主」（Tyrant）一詞來自於古希臘語，原是指一些通過民眾混亂及失序局面而得到本不屬於他權力的統治者。由於這些潛主為了維持其權力，會通過各種方式打壓異見者，實行恐怖統治，故此現代將其翻譯為「暴君」不無道理。雖然柏拉圖所提的理論並非什麼永恆真理，例如在古希臘某些僭主的風評亦不錯，實不能一概而論。不過柏拉圖所指，當群眾失去秩序、隨心所欲地放任而為時，便有相當大的危機，卻也點出了部分真理，值得認真參考。
群眾失序而有心人利用之的情況，最終都有可能演變成民眾當初所不欲看見的局面。歷史上有兩個不同的例子，值得我們反思。法國大革命被認為是歐洲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也常常被認為是民眾戰勝專制的圭臬。不過我們不能忘記，在大革命成功後，民眾推舉的政府得到異常權力；1793年「革命裁判所」成立，以「反革命」為口實大肆捕殺貴族、教士、或是異見人士，民眾將激情無限放大，社會陷入失控。這段不光彩的歷史，被後人稱為「恐怖時代」。當初法國人民發動革命提倡平等友愛，最終演變成恐怖時代，相信不是他們原初的「良好意願」。往後的拿破崙同樣也是藉着人民擁戴而成為獨裁者，最終甚至稱帝，也是大大出乎了原初建立共和的「良好意願」。
另一邊廂，德國在一戰戰敗後，受盡了苛刻的戰爭賠償，民眾對威瑪共和感到失望，將手上的票投到納粹黨上。納粹黨將國內大部分的問題和矛盾，用簡單化的概念歸咎於猶太人，這無疑令極端失落的德國人有仇恨和發洩的對象。納粹政權迫害、殘殺猶太人的歷史，至今仍為世人所銘記。但我們也應記住，「歷史上真正的」納粹政權也是通過所謂的「民主」和民眾支持得到權力，只是他們無視秩序、法紀，為心所欲殺害和破壞而已。
所謂「以史為鑑能知可以知興替」，用這兩個極端歷史事例比照香港，當然絕不對等，香港當前的混亂遠遠無法與它們相比，但從歷史汲取教訓不在於比對讓更惡劣或更嚴重，而是認真反思如何避免社會走向極端。
就香港而言，確實不少人對於政府無能、警察行使過度武力感到憤怒。這些憤怒無處發洩、最終以暴力形式展現，也情有可原。但近期暴力示威已日漸變質，變為以武力打擊異見者、商戶，胡亂破壞公物、堵路、縱火。一些行為對他人構成生命威脅。示威者感到憤慨，但當暴力示威化身為相當之物，就「愈行愈遠」。每個出發點都可以是善良的，但走不同的路卻會到達不同的終點。到底我們用務實行動使社會變得更好，還是甘願任由情緒控制，反倒成為所憎恨之物？
周五，政府宣布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實施《禁蒙面法》。政府按法律所賦予之權力打擊違法的暴力示威者，協助警方更有效執法，有其必要性。禁止在示威或非法集會蒙面的做法，在西方國家亦屬普遍，但政府不應奢望靠一些強硬手段便可消弭民怨。暴力無助解決問題，這是相當清楚的結論，而無論政府或是示威者都該各走一步，深切反思。政府在「止暴」之餘，應該更積極回應社會矛盾以消除怨氣；而示威者亦應盡快冷靜下來，反問一下是否就甘願變成自己口中最為憎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