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動「一國」原則實屬不智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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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9月29日),大批示威者在香港島參加由網民發起、號稱與全球60多個城市連線的「反極權大遊行」。激進示威者破壞港鐵站、投擲汽油彈及雜物、縱火等熟悉的情景再次發生,情況嚴重,警方則多度發射催淚彈、噴灑胡椒噴霧,試圖驅散人群。周日的示威並未取得不反對通知書,大家似乎已「習慣」了違法遊行,以及隨之而來的衝突常態化、暴力愈演愈烈的現實。
一個不能忽視的背景是,這場示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前夕舉行的,主題亦反映對中國政府的不滿、甚至憤恨。顯而易見的是,這與示威者原先反修例和後來的「五大訴求」、或者說「初衷」愈來愈遠。我們實在不得不質疑,激進示威者這樣做究竟可以爭取到什麼?難道他們以為,以對抗心態看待內地真是香港的出路?更荒唐的是,如果他們的指責是真實的,為什麼一個混亂的香港會打動「極權」中共的心,讓他們得到想要的東西?

示威者把矛頭指向中國,並非一朝一夕的事──在Twitter 和 Instagram上,「Chinazi」這個標籤最近興起,幾乎每個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帖文都可以看到其蹤影。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詮釋,這個標籤都是極其負面的:一來,它與廣東話「癡乸線」音近;二來,它是「China」和「Nazi」兩字結合,意指「納粹中國」。

寫有上述字句的塗鴉在周日的示威中隨處可見,不少參加者舉起「Anti-Chinazi」標語,藉以表達對中國的敵意。姑勿論將中國與「納粹」劃上等號所體現的政治無知,在國慶前夕,作出極明顯帶有「反中」意味的表態,無疑「挑機」味濃,必然被內地輿論視為「港獨」。數年前那股「港獨」潮換來什麼結果,令人記憶猶新,那些支持「港獨」的年輕人承受苦果,甚至只能與香港的發展絕緣。

灣仔中國旅行社閘門被塗污。

香港人長期受到西式自由主義薰陶,對專制統治有着天然的恐懼,加上劉曉波、銅鑼灣書店、新疆再教育營等爭議歷歷在目,慣於以自由主義眼光來詮釋內地的示威者,很容易就可以想像一大堆「反極權」的論據。毋庸諱言,中共建政七十年來,犯過一些錯誤,但若用平常心看待內地的社會發展,不難發現簡單地用專制來描述這個政黨是粗糙的,令人容易忽略其他面向。就以近年在國際備受關注的「中國模式」而言,不論你是否認同,都不能否定它對落後經濟體尋求發展的可取之處,中國使超過八億人擺脫貧窮的成就,也確實獲得了國際讚許。

無論是把中國形容為「Chinazi」,還是較早前塗污國徽、焚燒國旗,都反映激進示威者帶着嚴重偏見看待國家,甚至抱有仇恨的心態。這種心態很大程度上源於把社會當前的死局歸咎於中央幕後操盤,現任特首林鄭月娥處理修例風波的強硬,以至上任特首梁振英對政治鬥爭的偏執,無疑均推波助瀾。然而,正如「攬炒」的鼓吹者其實心存僥倖那樣,叫喊「Chinazi」或燒國旗的人恐怕沒有多少真的相信能夠改變中共,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們的行為只能夠是洩憤。只是,如果他們有志於把香港引向更好的未來,這樣宣洩怒氣有用嗎?

示威者周日在金鐘打爛慶祝國慶的標語並放火燒毀。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當前的混亂由反對政府粗暴修訂《逃犯條例》而起,即使被人蓄意用「反送中」扭曲了其性質,但最初的示威者並不直接以中央為對抗目標。如今示威者在國慶前夕向北京「叫板」,不論是出於什麼理由,客觀上都是挑戰「一國」原則,踐踏中央的政治紅線。對香港而言,這只會是一條死胡同——在「一國兩制」的憲制框架下,中央對香港事務最終決定權,不可能對香港的亂局視若無睹,它甚至有權在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時,宣布把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準備「攬炒」的示威者或許可以獲得不成功便成仁的「美名」,但旁觀及宣稱「不割席」的「和理非」卻被迫不斷追問,是否真的願意「攬炒」及讓香港「一鋪清袋」。

以對抗心態看待內地,對香港有害無益。與其不智地參與一場沒有勝算的賭局,倒不如回歸理性,以對話代替暴力,謀求革除弊政,腳踏實地做得更好。既然我們不接受「一國一制」,而挑戰「一國」原則的「港獨」又不可行,那麼只能在「一國兩制」的空間內謀求利益極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