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限施壓伊朗　特朗普的「經濟恐怖主義」？

周三（9月25日），伊朗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在聯合國大會上警告，海灣地區正處於「崩潰邊緣」，並指摘美國「冷血的經濟恐怖主義」強加於8,300萬國民。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無視盟友的反對執意退出《伊朗核協議》後，華盛頓未幾便劍指伊朗的石油出口，重啟制裁，望以經濟壓力迫使德黑蘭屈服。
相較2003年訛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揮軍入侵，現時美方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勉強尚算「文明」，但其制裁若沒有正當理由和國際共識，亦只是恃着經濟力量的優勢，把子彈換成銀彈的霸權之舉。

「恐怖主義」不該是非國家組織的「專利」

對於特朗普的經濟制裁，伊朗總統魯哈尼形容為「經濟恐怖主義」，惟此語的釋義各國各有不同。日內瓦安全政策中心（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2005年的圓桌會議曾定義「經濟恐怖主義」一詞，認為這是由跨國或非國家組織發動：

與國家之間的經濟戰爭相反，「經濟恐怖主義」是由跨國或非國家組織，出於意識形態或宗教的動機而施行。這可能需要採取各種協調、複雜或大規模的破壞行動，用以破壞一個（或多個）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和金融穩定。

可是，上述定義摻進偏見，對國家有利。如學者Walter Laqueur所指，恐怖主義的討論應置於道德層面，無論國家或是非國家組織，兩者皆有從事恐怖活動的先例，故不應預設地把國家排除在外。一如不少史學家認為，雅各賓專政時期的恐怖主義是指「由國家組織或支持，對國內異見者的暴力統治」。換句話說，與其斟酌「誰發動經濟恐怖主義」，倒不如將焦點集中於「這是否經濟恐怖主義」的問題上。

正當理由和國際共識「缺一不可」

自美國重啟制裁後，伊朗這個油元國的經濟隨即一落千丈。去年，華盛頓再度出手打擊德黑蘭的能源、航運和金融業後，外資將近枯竭，且嚴重重創該國賴以維生的石油業，石油產量由去年初的380萬桶，大跌至本年3月的230萬桶，跌幅接近四成；另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伊朗的GDP去年已收縮3.9%，而本年的預測更達6%。與此同時，制裁同使伊朗貨幣里亞爾（rials）大幅貶值，物價飛漲，單是去年的通賬率已達31%（本年預測為37%）。因此，單從經濟的傷害程度來看，美國的制裁確實已「破壞國家或社會的經濟和金融穩定」，惟另一關鍵是——特朗普有正當理由嗎？

伊朗早年私下發展核武，的確違背了國際共識，但背後動機應置於當代美伊關係的變奏來理解。去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解釋對伊政策轉向的目標和手段。他認為「該政權就一直推動革命思想⋯⋯而伊斯蘭革命衛隊成立的特種部隊（Quds Force），負責出口革命思想到國外⋯⋯結果，在過去40年間，該政權（在中東）種下了大量破壞和動亂的種子」。不過，這論調只是把時間軸停在1979年開始的時空，以偏概全地用受害者的身分爭取民意。但對伊朗舉國而言，1953年才是當代美伊關係的序言。

當年英美兩國為了伊朗的石油，聯手策劃軍事政變，推翻時任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繼而激發後續的伊斯蘭革命，以及國內普遍的反美情緒。須知，伊朗在革命後發展核武，一如國際關係101的基本邏輯——保護政權穩定，防範外敵。在軍力懸殊的掣肘，核武自然是具恫嚇力，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手段。問題是，當《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又稱《伊朗核協定》）由2015年簽訂到白宮退出，德黑蘭一直遵守協定，逐步削減提煉濃縮鈾的離心機數目，停止建造新提煉設施。然而，特朗普卻以「在中東支持武裝組織及發展彈道導彈」為名，重啟制裁，並無視其盟友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埃及等國相同的舉動，難言是以單一準則行事。

這不是要否定經濟制裁對維持和平的效用，而是要點出國家層面的制裁行動，必須有正當理由和國際共識。現時，在聯合國安理會制裁名單上的中非共和國、南蘇丹、索馬里等，確實有具體證據顯示諸國違反國際法，對其制裁有正當理由。或許有論者會質疑，安理會的組成同是大國政治縮影，成員國各懷鬼胎，難言洗脫經濟制裁「武器化」的現實。不過，若將安理會理喻成民主社會，縱然各國仍以現實政治的邏輯行事，但由於利益依歸有所不同，各國終須經過協商和妥協，尋找各方滿意的平衡點。這種互相制衡的力量難言至臻，但總比霸權主義的銀彈攻略來得客觀和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