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卓爾主義的變奏與終結　保守黨如何化解分裂危機？

「這個時刻已到來——讓他人決定其對於忠誠的矛盾之回應——（這是）也許我爭扎太久的（決定）。」
——1990年11月13日副首相賀維於下議院的辭職演說

叱吒八十年代英國政壇的賀維（Geoffrey Howe）於1990年辭任戴卓爾夫人內閣的「忠誠矛盾」演說，堪稱為英國政客「背後插刀」又能全身而退之典範。當時戴卓爾夫人就進一步融入歐洲之立場與內閣鬧不和，賀維便以「首相對歐洲之立場對我國未來構成愈來愈大之風險……此將我們（對歐）影響極小化，並將我們被再一次排拒在外之機會極大化。」於對國家之忠誠及對領導人之忠誠之間，賀維選擇了前者。賀維的舉動觸動了戴卓爾的黨魁之位，戴卓爾遭到挑戰後，在首輪投票中出乎意料無法當選，在賀維演說的兩周後遷出唐寧街，結束其戰後最長達十一年半的首相生涯。賀維雖顯然是出賣戰友，卻成為了保守黨的英雄，解除了戴卓爾愈趨專橫獨斷，政策愈來愈不得人心的危機。

情況來到近三十年後，保守黨再一次因為去留歐洲之議題而處於十字路口。首相約翰遜的「斷崖式」脫歐策略，令黨內面臨1834年建黨以來最大危機。黨鞭兼就業及退休保障大臣盧綺婷（Amber Rudd）上演一場賀維式出走，辭任內閣職位及退黨，在約翰遜身邊引爆政治炸彈。而在此之前，早有21名保守黨議員因支持反對派提出，由國會奪取首相對脫歐方案之主導權，因此被逐出黨，當中不乏包括由1970起擔任議員、最資深的「下議院之父」祁淦禮（Kenneth Clarke）、前財相夏文達（Philip Hammond）、邱吉爾外孫索姆斯（Nicholas Soames）等黨內重量級的頭面人物。

事實上，此次保守黨之分裂，不過是1990年賀維政變之延伸。當年戴卓爾夫人愈趨強硬的疑歐路線，跟黨內的親歐派主流矛盾嚴重，致最終強如「鐵娘子」都終須黯然下台。夫人離唐寧街已遠，其戴卓爾主義的巨大身影依然縈繞在英倫島上，其偏執的疑歐主義更如疫症一樣在英國社會，尤其是舊有的工業重鎮中爆發。然而這些曾經繁盛卻經已破落的社區，正是戴卓爾主義的受害者。要知道當年戴卓爾上台後，推翻了由工黨一手推動的福利主義「戰後共識」，關閉國有煤礦、瓦解工會勢力、削減福利開支、推行貨幣主義。戴卓爾無疑減省了當時臃腫龐大的官僚架構、激活了疲弱呆滯的市場體系，然而在政府在社區中完全退場，低下階層在去工業化及全球化中頓失所依，亦得不到政府救濟，成為被統治精英遺忘的一群。

統治精英亦未有因此而深切反思新自由主義，戴卓爾夫人後不論保守黨或工黨，依然對其經濟主張蕭規曹隨，繼續推行私有化及緊縮政策，而昔日戴卓爾夫人的保守黨所代表的中產小家庭及中小企，亦漸漸變為代表大財團及富有階層，跟一般平民逐漸脫節。當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逐漸浮現，不論是工黨支持者的工人階級，抑或是投給保守黨的中產小家庭，開始被疑歐政客的「從布魯塞爾手中奪回控制權」民族主義口號激發，正如當年戴卓爾出兵福克蘭群島所鼓起的愛國情緒一般。雖說保守黨主流仍以留歐派為主，面對戴卓爾疑歐主義的變奏和暴走，英國獨立黨等右翼政黨發揚光大，保守黨內亦有向右靠攏的蠢動。

及至卡梅倫為了擺平黨內外的疑歐勢力，決定以公投方式決定英國於歐盟的去留，正是乾草堆上投下的一把火，把反建制的民粹主義如野火般推向了巔峰，亦最終導致保守黨的分裂危機。卡梅倫立場留歐，然而由其麾下內閣至基層黨員，皆就留歐與脫歐各自競選，名義上同為一黨，卻因留去問題而針鋒相對。情況正如1975年工黨首相威爾遜（Harold Wilson）舉行的加入歐洲共同體公投，工黨正反兩派黨員亦各不相讓，最終導致黨內溫和親歐派元老退黨，另組社民黨，為自民黨之前身，大幅削弱工黨跟戴卓爾抗衡之能力。如今保守黨的元老出走，正為當年1975年的翻版。而硬脫歐派這批自奉為戴卓爾主義者卻可能忘記，當年力主應加入歐洲共同體的保守黨黨魁兼反對派領袖，正是剛剛就任不久、尚未被冠以「鐵娘子」之名的年輕戴卓爾夫人。歷史可謂充滿諷刺。

當日賀維以漂亮的演說促成了戰後在任最長的戴卓爾夫人倒台，今天的保守黨元老出走，未知會否成就約翰遜成為史上最短命首相。然而在這西敏宮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紛紛擾擾，已把戴卓爾夫人以來的政治常態完全顛覆。先破後立、大破大立，除了用於約翰遜的「斷崖式」脫歐策略外，或許用於拯救將有近二百年悠久歷史的保守黨，甚至今天以後整個英國的命運，也是一樣。在此歷史時刻，在議事廳內的民選代議士，也要撫心自問，應保衞英國長遠前途，抑或維護個人短暫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