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提借鏡英國處理騷亂經驗　應藉此徹底改革

特首林鄭月娥周二（8月20日）透露，監警會將從英國邀請曾處理2011年倫敦騷亂的專家來港協助調查今次風波，從理念而言是踏出正確一步，即認同可借鏡外國處理警民衝突的經驗。警民衝突無疑是當前社會撕裂的一大近因，政府必須謹慎處理，為社會解開心結，方能重新出發。

2011年8月3日，29歲黑人青年達根（Mark Duggan）於倫敦托定咸區（Tottenham）遭警察槍殺，引起當地少種族裔聚居的社區不滿。獨立警察投訴委員會（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IPCC）接手調查，卻對達根的死因前言不對後語，進一步激化民間怒火。示威演變成在警局門外焚燒警車，最終擴散成在社區打砸搶燒的暴動，甚至蔓延全國多個城市。

事後獨立警察投訴委員會繼續對達根之死及警察執法問題進行調查，國會下議院內政小組亦檢討了警方執法行動，並向國會提交報告。時任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亦成立了「騷亂、社區與受害者委員會」（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剖析騷亂參加者的動機、社會成因等。最終委員會的報告認為年輕人缺乏機會、家庭教育不足、司法體系沒法為犯事者提供更新機會、對警察的不信任皆為暴動之成因。報告建議政府需令人感到他們為「社會的持份者」（a stake in society），以避免騷亂再次發生。

香港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反修例風波，警察執法尺度問題漸成整場運動的主要矛盾之一，林鄭月娥在周二（8月20日）的記者會上重申由監警會處理相關問題，並在此之上作增加成員、外聘專家等安排。這與民間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風波成因及警方執法問題的訴求仍有很大距離，甚至連監警會主席梁定邦亦認為政府不能排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強調現時亂局不能單靠警方處理，而是要有政治解決方案。林鄭委實要做得更多。

其實警察執法的問題，在各地屢見不鮮。五年前，紐約市警員彭達利奧（Daniel Pantaleo）截查涉嫌販賣私煙的黑人加納（Eric Garner），以手臂緊扼其頸制服在地，加納連續十一次呼叫「我呼吸不了」，最終失去意識,窒息死亡。途人拍攝的相關片段上載社交媒體後引起全國震動，多地爆發大型示威，直指困擾美國已久的警察濫權及種族主義問題。針對美國警察執法時長年針對有色人種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迅速升溫，一度成為2016年總統大選議題。

就加納被勒死的事，美國聯邦司法部宣布進行獨立調查，其間加納家屬亦為此進行民事訴訟，控告紐約市政府，最終雙方達成庭外和解，加納家人獲賠償近600萬美元。2018年紐約市警方得悉聯邦司法部不起訴彭達利奧後，正式對其進行內部紀律聆訊，最終於周一（8月19日）決定把他革職。

英美兩件事情可見，警察執法的爭議往往涉及體制或社會因素。例如在美國，黑人青年遭警察截查、針對的機會比白人青年多，已是人所共知。相同的罪案，黑人平均被判監的機會比白人高出五倍，其刑期亦高出兩成。此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加深了種族之間經濟及社會上的差距，也成為了有色人種犯罪率較高的惡性循環。在英國，倫敦騷亂後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認真剖析事件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認為年輕人對社會缺乏歸屬感、對警察的不信任等原因為暴動成因。不同階級、不同種族之間的分配不公，可謂英美兩地社會騷動之原因。

歸根結柢，社會需要警察執法，而警察執法時需要專業，以使社會信任。紐約市警察局長周一宣布革除彭達利奧時，坦言警察臨場執法相當困難，即使是他亦可能犯相當的錯誤，儘管如此，彭達利奧仍須為加納之死問責，好使紐約市走出纏繞五年的心結——「今天是問責的一天，但也可以是復和的一天」。

事實上，在法學上的正義觀，有分配（distributive）、程序（procedural）、應報（retributive）、修補（restorative）四種。四種之中的修補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以受害人為出發點，修補社會因事件以造成的永久傷害，正是今天港府要認真下功夫的。政府拘捕涉嫌違法的示威者，可謂履行「應報正義」，但不應忽視這次事件對社會造成的傷害之修補正義，更不應忘記，民怨爆發源自它長年無視社會貧富懸殊所反映的分配正義問題，當初無視社會反對聲音試圖強行通過修例，則忽略了程序正義之重要。故此，政府除了追究犯法者外，當下亦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達到修補正義，解決深層次矛盾以實現分配正義，施政重視民意以重塑程序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