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的管治問題　由公務員說起

響應因修例風波而起的示威浪潮，公務員以個人名義發起集會甚至罷工，反映政府管治出現危機。但公務員在行使個人自由的同時也要明白，香港的管治危機，他們其實無法置身事外。

公務員發起於周五（8月2日）晚舉行集會，要求政府回應市民訴求。根據公務員守則，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新聞主任和警察職系人員並不能參加政治活動或表達政治訊息；除此四類公務員，其他人員均可以個人名義參加集會。至於罷工，正如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指出，公務員罷工只能訴諸「勞工理由」；若是出於政治訴求，便可能違反政治中立原則。

公務員發聲並不尋常

公務員表態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意味政府內部職員也不認同政府高層的決定或表現。但在香港，公務員向來被視為政治中立的官僚體系，負面來說甚至近乎不問世事，是故他們集會和蘊釀罷工，是非常不尋常的一件事。然而，同時是這份不尋常之感，應該也促使社會及公務員自身反思，公務員在香港管治危機之中扮演了甚麼角色。

相信再天真的人也不會以為，這次管治危機只是單次政策的問題，或一兩名官員的個別問題。相反，它反映出香港管治存在結構問題，可謂千瘡百孔。當中，公務員體系責無旁貸，甚至是首當其衝。

在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重用公務員體系，訓練他們成為這個城市的管治者。須留意的是，他們只是以行政程序「管治」這個社會，並避免「政治」。一般所謂的「政治」，指從政者要從社會上紛陳多元的意見中取得共識，帶領社會向前行；但香港公務員式的「管治」，卻自詡超越政治，認為這些技術官僚才真正知道何為好、何為可行。久而久之，他們甚至淪為形式官僚，工作因循。

香港政府流於形式官僚

對於中低層公務員而言，重視行政而非政治工作可能是無可厚非，但當公務員循階梯逐步晉升，但思維上未能同步改變的時候，香港的管治便漸漸出現問題。特別是在這次風波中有份聯署和發聲的政務主任（AO），他們自入職起已經有了部分決策的權力，若他們升至高級政務主任甚至首長級人員（D2或以上）後，仍然未能意識到公務員體系的思維局限，便絕對不利香港管治。

AO出身的林鄭月娥，可謂完美體現了這種官僚管治的文化。在土地問題上，社會不少人希望政府收回新界棕地、粉嶺高爾夫球場等興建房屋，林鄭月娥卻對民間聲音不置可否；在《逃犯條例》修訂上，法律界和部分立法會議員均提出務實建議，但林鄭批評他們不諳法律，予人「只有我才知道」的心態。這種管治文化在殖民地時代或許用得着，但香港已經不再是回歸前那個殖民城市，隨公民社會日漸成熟，為官者的工作必不離政治，須推動社會取得共識。

這次修例風波及管治危機，無疑令香港政治、經濟等深層次問題一下子爆發出來。從壞處看，它激發起民憤及對立情緒，殘局難以收拾；從好處看，若政府、中高層公務員、政客等各界能好好反思，明白自己也有份製造出香港今時今日的局面，或許能夠打破和重塑這個城市，令香港將來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