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問追尋真相　記者任重道遠

常言道：「發問是記者天職。」能夠面對面質問政府官員，是記者無比重要的工作；但亦因為工作愈重要，其責任就愈大。在紛擾不安的社會，正是所謂「後真相」時代，記者無疑肩負重責，要盡力為社會追尋「真相」，幫助社會認識「真相」的意義。萬一連新聞從業員也亂了方寸，未能審慎區分「真相」與「假象」，就會讓記者受到其他群體的批評和失去信任，這是新聞工作者樂見的嗎？這時候，「真相」和「假象」顯然會在各種指摘中變得模糊，社會大眾會迷失方向，記者自然變得有負眾望。

自六月修例風波以來，社會上出現大大小小的爭議，市民對政府充滿數不盡的疑問。此際，能夠出席記者會或藉「扑咪」機會向官員發問的記者，可謂擁有一般市民沒有的優勢。例如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條例的「世紀記者會」，和7月22日林鄭率領一眾司局長會見傳媒，市民都只能在電視旁或網上直播觀看，無緣親身質問。這亦解釋了，為甚麼近來多了人關注記者的工作，認為記者對社會非常重要。

質問官員　考驗耐性

舉例而言，在6月15日的記者會，不少市民也想問特首為何早前要堅持如期二讀，如何回應幾天前的金鐘衝突，是否有特別的政治原因令林鄭暫緩修例等，記者會正好呈現記者工作所要求的知識和質問水準；在7月22日，經歷前一晚元朗白衣暴徒襲擊事件，社會亦有很多聲音質疑警方縱容惡勢力，指摘政府錯誤認識時局。但社會上的鬥爭氣氛顯然亦影響了記者，才會出現記者怒氣沖沖，例如直接要求特首「講人話」，而不是耐性地集中火力用問題挖掘事情背後的意思。或許記者已經不夠耐性，可能元朗衝突讓大家都喘不過氣來，但記者須在各種昏亂中冷靜地履行天職，就好像警察在任何時候都要專業一樣。

記者要發揮自己的發問天職，在近期的各種衝突中，顯然是愈見困難。困難來自兩方面。一方面，由於政治風波及社會爭議不好處理，特首或重要官員作為被質問的對象，時有迴避提問之勢。有時是含糊帶過，有時是閃爍其詞；林鄭月娥亦很常以「我已回答了，不再補充」來打發記者。另一方面，記者要在艱難的時間專業司職，亦非容易。面對特首和官員「耍官腔」，記者亦是人，顯然他們會失去耐性，更可能忿忿不平，以至在質問的時候毫不客氣。這種情況近來愈發頻密，甚至有時令人覺得記者也成為了這場衝突的抗爭者，有違記者應有的專業職守。當下社會如此撕裂，連我們也難免有進退失據的時候。因此我們並非批評別人，而是感嘆時勢弄人，讓新聞從業員面對如此嚴厲的考驗。然而，記者及新聞從業員的工作實在太重要，當我們質問其他人沒能夠做好他們的工作時，也要反思自己又有否緊繫自己的天職。年輕是否可以作為失職的說辭，年長是否就能要求別人原諒自己的錯誤？

要問得尖銳　關鍵非語氣

記者發問的時候當然不一定要客客氣氣，甚至對着有權有勢之人，更要懂得語帶批判，但不論怎樣發問、態度是否客氣，記者最大的社會責任仍然不變，就是透過發問以取得有用資訊，助社會了解事情全貌。有時候，為了有力地問責，記者必須問得尖銳，甚至客觀效果上會令受訪者語塞和難堪。但這並非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奏效。在更多時候，「問得尖銳」的重點並非語氣和態度，而是以事論事，針對具體問題來發問。萬一連記者也亂了方寸，將發問當了立場表達，或者為了「攞bite」（得到搶眼的回覆）而忘了「攞料」（得到有用的資訊），那損失的必然是社會大眾。

上一個世紀的傳媒，他們面對的挑戰更多是技術難題，考驗他們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提供最多的資訊。相比之下，這個年代的傳媒，面對的卻是在無止境的資訊爆炸中尋找蛛絲馬跡和將各種碎片化資訊串聯起來的挑戰，但由於社會討論高度情緒化，各種力量都企圖指認對方的說法不盡不實，都在言說自己堅持的就是真理，這種手持真理的引誘對記者是危險的，因為這種堅持只會將一種尋找真相所需要的開放態度徹底封鎖。當前社會，很多人都以為信息已經隨手可得，記者並不重要。由於新聞信息與社交媒體高度交互重合，大多數人更愛活在同溫層裏，只聽合心意的聲音，忽略了隱藏在事實背後意義的重要性，更忽略了多角度認識事實的關鍵所在，容易錯誤認定自己所接收的就是專業資訊，這既是對記者專業的威脅，同樣是記者工作的威脅。記者要在此時克服挑戰，促進社會前行而非消耗於無謂的兩極化、沉醉在同溫層中，這正好說明為什麼在這個資訊世界大轉型的時期，新聞從業員的工作絕對是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