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假期已漸異化　政府還要逼人「出走」香港嗎？

近日，港府正式與意大利政府簽署協議，設立了本港第14個雙邊工作假期計劃，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亦因此發表網誌，指出工作假期計劃有助青年人擴闊視野，甚至指現時大學生或許須工作至70多歲才退休，故值得以一年時間赴外地體驗。
工作假期計劃深受年輕人歡迎，港府能與更多國家合作固然為樂見之事；然而，只強調擴闊眼界般的好處，無異於過度浪漫化事實。況且有的年輕人想出走，實與本地令人生嘆的社經環境有關，赴外地參加工作假期或只為喘息一下。工作假期計劃漸見異化，反映的是本港生活愈見壓迫，政府還要對青年的悲嘆充耳不聞嗎？

工作假期經驗有甜亦有苦，實在不宜過分吹捧。港人赴外地工作容易遭受僱主剝削，以最受港人歡迎的工作假期地點澳洲為例，當地剝削臨時工情況極其嚴重，悉尼有大學於2017年發表報告，在超過4,000名的受訪臨時移民中，有過半數受訪者的時薪為15澳元或以下，遠低於臨時工的法定最低時薪22.13澳元，當中自來亞洲國家的人更是剝削的主要目標，僱主甚至更傾向以現金向中國勞工支薪，故實際剝削情況可能更為嚴重。再者，諸如中介公司濫收費用，僱主剋扣工資及濫收押金等情況亦是屢見不鮮。

另外，羅致光指工作假期計劃可讓年輕人於英語環境下生活及工作，認為以一年時間擴闊眼界是相當值得，卻忽略了年輕人須付出的代價。撇除剝削不說，工作假期計劃所能提供的工作經驗始終有限。工作假期所涉及的工種太多為低技術、勞動密集的工作，甚至當地人亦不願意做，這些工作通常與年輕人在港從事的工種不甚相關，除非年輕人有轉行的打算，否則其工作假期的經驗對求職實並無太大的用處。

然而，羅致光卻以自己當年在職時應公司要求往英國工作為例，認為在外國工作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惟企業外派工幹與工作假期性質根本不同，本就難以類比；加上本地僱主不一定欣賞僱員工作假期的經驗，甚至常有認為他們赴外地遊玩、不事生產的印象，工作假期就此可能成為青年返港再就業的「負資產」。換言之，除非政府能廣泛地改變本地僱主對工作假期的觀感，否則年輕人不得不承受一定的求職風險。如政府只顧宣傳工作假期的好處，並只呼籲參加者小心衡量所涉的得失，實屬不負責任。

既然參加工作假期計劃風險不少，為何年輕人仍敢於參與？無疑，工作假期計劃始終提供不少寶貴體驗，而且上述所述的風險亦非不能避免，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工作假期的持續盛行。但另一方面，本港日趨惡劣的社經環境亦同樣關鍵。本港勞工收入增長緩慢、工時長等工作條件惡名昭彰，以大學生起薪為例，有研究指出2017年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中位數為14,395元，反較1997年的15,457元為少；加上生活壓力沉重，居住成本增幅遠遠拋離薪金升幅，年輕一代難以不感絕望。不少年輕人或許也明暸工作假期未如想像般美好，但仍願意「挺而走險」，本着「去咗先算」的念頭，這除了是對他地生活的憧憬，同是亦是對本地現況的否定，希望藉此短暫逃離現實，遠赴異地尋找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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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社經發展脈絡下，原意為讓人體驗世界的工作假期計劃，已漸漸異化成年輕人逃離窒息現況的渠道，實屬可惜。然而這絕非青年的錯，而是香港整個勞福結構出現扭曲的問題。在羅致光的盤算中，時下年輕人有機會須工作至70多歲方能退休，即大學畢業生或須工作接近五十年，於他看來，漫漫五十年中往外地工作假期一年絕對值得；但若本地的勞福制度持續不變，對年輕人來說，等待他們的便是近乎五十年的「奴役」，他們萌生的便不再是參加工作假期般簡單，而且籌謀如何早日移民離港。若然政府有意做好青年工作的話，僅是向他們提供更多工作假期的機會絕不足夠，政府須給予青年他們對未來生活的信心與憧憬，與及構建一個他們在假畢回港後能安心立命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