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庇護黃台仰 香港管治再反思
棄保潛逃的黃台仰和李東昇上星期向傳媒證實，一年前已獲德國政府批出庇護。有人認為，德國的決定顯示了香港的人權和自由堡壘受到衝擊；然而，亦有人批評這如同包庇暴動罪犯，漠視公義。
德國政府庇護兩名香港本土派青年，社會到底該如何理解？而林鄭月娥政府除了傳召領事抗議外，又應該怎樣從事件中反思管治？
在旺角騷亂案中，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台仰和李東昇棄保潛逃，一度不知去向。直至近日，二人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承認在2018年5月獲德國批出庇護，已成政治難民。惟德國當局沒有披露個案詳情，外界對二人獲批的過程及原因所知有限。
德國的庇護與難民機制
舉例來說，向德國申請庇護或難民居留權，最少有兩種途徑。根據德國聯邦移民及難民署的資料，庇護的定義較為狹窄，若當事人回國後會因為種族、政治理念等而受逼害，則可依據德國《基本法》申請庇護；難民的定義較為廣闊，涵蓋受非政府的迫害，當事人依據的是《庇護程序法》及《難民地位公約》，申請難民居留權。
報道雖然多用「庇護」一詞，但黃台仰等不少人亦曾交替使用「難民」一語，致外界未能肯定二人獲批的屬於哪一種類。但無論如何，德國當局接納了二人的申述，認同他們若然回港將受到迫害，那是肯定的。
刑事罪行與庇護無關
外界或許好奇，二人在香港觸犯暴動罪，若法庭依法判刑，何逼害之有？然而，二人向德國申述的政治迫害，並不一定關乎他們本身已觸犯的刑事罪行，亦可以是他們因主張香港獨立等政見，而會受到香港政府的打壓。正如黃台仰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他申請庇護時曾向德國官員指出，在香港不斷被跟蹤，母親亦曾收到警告。由此看來，德國政府認為二人將受迫害，並非基於騷亂案的判刑，而是其他原因。
論者會問，二人曾參與旺角騷亂案，德國政府批出庇護，豈非讓二人逍遙法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周浩鼎等，亦指摘德國政府「包庇暴動逃犯」。然而，根據《難民地位公約》，除非申請人觸犯了戰爭罪行、危害和平、嚴重的非政治罪行等，否則他們仍然可以申請難民資格；只要有足夠基礎說明有被迫害的可能，就可獲批。若然二人依據德國《基本法》尋求庇護，騷亂案中的刑事檢控更加未必會被考慮在內。
政治庇護作為憲法權利
須知道的是，德國向來非常看重政治庇護。德國人經歷納粹暴政後，撰寫一部全新的憲法時汲取深刻教訓，以19條基本權利作為這部《基本法》的開章，並受到特別保護——若非國會三分二大多數議員同意，否則不能改動。而這19條基本權利中，幾乎全部都是德國人所享有的，唯獨第16條的政治庇護是賦予外國人的權利，更見德國對政治庇護之重視。
在二戰後，德國是少數國家以憲法來確認政治庇護權利，其背後理念不難理解。在納粹年代，德國是政治難民的「輸出國」，大量德國公民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而要逃到其他歐洲國家甚至美國尋求庇護。是故，他們深明政治庇護對人之重要，亦希望在二戰後重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權的國際形象。
然而，我們萬不能以為德國就是中門大開，隨便批出政治庇護。相反，德國政壇一直有聲音認為國家吃不消，要求收緊審批門檻，國會更在1993年修訂《基本法》第16條，加入條款注明，若然申請人來自其他歐盟成員國、挪威或瑞士這些安全國家，德國即不會考慮其庇護申請。德國始終不可能無限量接收移民或難民，故此聯邦移民及難民署在審批過程中會作把關，審視申請人是否真的會基於種族、政治意見等原因，而受到迫害。
德國的主觀判斷 香港的國際觀感
一方面，德國給黃台仰和李東昇批出政治庇護，不可能被視之為對香港法治和人權狀況的客觀評分。德國當局只能基於有限的資料，例如申請人的供詞，作出他們有限的判斷，必然難以全面及完全準確。而且，在個別情況下，當局批出政治庇護之時，也難免考慮政治因素。有時候，他們藉此機會來表達政治訊息，例如在1960年代接收東歐共產政權的出逃者，及1970年代接收秘魯難民，也被視之為對此等專制政權的抗議；也有時候，當局會顧慮批出政治庇護的決定，會否開罪申請者來源國的政府。
但另一方面，庇護審批雖非完全客觀的人權評分，卻反映了德國默克爾政府的主觀判斷。當局若非相信，持特定政見的人如黃台仰和李東昇，或會在香港受到迫害和打壓，也不會批出這次的庇護申請。換句話說，香港政府近年的管治和變化，確實給予了部分外國政府這種負面觀感，引起憂慮。而且，德國政府向來置身於整個歐盟人權體系之中，他們若認為香港人的言論、政見等基本自由受到威脅，那麼其他歐盟國家例如法國、英國等，亦很可能有類似甚至相同的看法和印象。
若然如此，香港政府要做的是，從法例、政策等多方面對外展示，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權受到保障；特別在反政府、港獨等政治敏感的議題上，更須如此。然而，林鄭政府的管治作風卻倒人胃口。在德國批出庇護後，特首林鄭月娥傳召領事表達不滿，是否明白背後反映的政治觀感及歐盟憂慮？在《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上，林鄭批評歐盟外交官不知就裏，形容反對聲音不具理據，更見高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友好的涉外關係極為重要，難道政府樂見愈來愈多國家，對香港的自由和人權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