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權】金融獨裁者是如何鍊成（上）？

二次大戰後，各國重新反思和逐漸接納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政治上，領袖們自願放下部分國家主權促成聯合國成立；經濟上，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下稱《協定》）不單促成了國際貨幣基金（IMF）與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BRD）誕生，也同使美元成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主角。即便過去大半世紀區域動亂和經濟危機屢有發生，當前以自由主義為本的國際政經秩序，可說是承襲於戰後所訂立的全球治理藍圖。
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令不少人以為上述的國際秩序是「歷史的終結」，亦即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但此並非事實。反而，隨着中國和俄羅斯重新走進世界舞台，以及歐洲一體化進程，美國的相對國力在後冷戰時期不升反跌，政治影響力亦難獨步天下，但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卻從未被撼動，由大宗商品買賣到國際金融交易清算，從索馬里海盜到伊朗的黑市貨幣交易，無一不是以美元計價、結算。儘管美元充當通用貨幣的功能，可大大減低經貿所耗的交易費用，惟此亦不能忽視美元向全球「出口」經濟問題的面向，特別是2008年金融海嘯更將無錨貨幣的缺點表露無遺，實須重新評定美元的地位。

布雷頓森林協定：美元霸權之始

雖說《協定》是在二戰尾聲議定，但其原意是要防止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導致納粹上台的經濟環境。1929年，華爾街股市閃崩不但引發國內大衰退，其中不少由美國借予德國作戰後重建和賠償的資金更大舉班師回潮，不僅將德國原有的復甦勢頭打斷，更將經濟推向崩潰邊緣，令納粹黨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有機可乘，成為民眾在困境的信仰。同時，各國重新採用各種貿易保護政策和外匯管制，使得環球經濟雪上加霜，間接引發世界大戰。

1944年，44國代表團齊集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共商戰後重建問題，以及如何築建一套有效的國際貨幣與金融秩序。當年美國財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認為，要避免30年代的戰前環境再度重演，「國際貨幣和金融合作對維持經濟穩定是不可或缺，而經濟穩定又對維持政治穩定是不可或缺，因此布雷頓森林是跨出國際經濟合作的第一步⋯⋯」。 會議不但促成了IMF與IBRD的成立，以及兩者在戰後重建的融資角色，即前者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應付周轉；後者則提供中長期信貸，支持成員國經濟復甦。

當然，協定不會明言美元日後的支配地位和影響，而是創造出有利的條件來達致戰略目標。《協定》所強調的外匯、資本、貿易自由化，實為確立美元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心的工具。當時以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首的經濟學家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全球中央銀行（清算聯盟），並以30種具代表性的商品作為定值基礎，建立國際貨幣單位「Bancor」的新國際儲備貨幣，惟建議並未得到採納。取而代之的是美國財政部首席經濟學家懷特（Harry Dexter White）的建議，即以美元取代bancor的功能，而非創造出一種新貨幣來處理國際交易。是以，最後《協定》不但取消了經常帳戶交易的外匯管制，更決定以固定匯率的方式，使美元與黃金掛勾，同時也讓成員國的貨幣和美元掛勾，實行可調控的固定匯率制度（約為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來支撐世界黃金產量不足下，國際金融體系在戰後重建所須，且不斷增長的貨幣流量。

「特里芬兩難」與「無錨貨幣」的興起

可是，《協定》中美元的地位不久便受到質疑。雖然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不單需要保證美元按照官價兌換黃金，也要提供足夠的美元作為國際清償，維持《協定》成員國對美元的信心。1947年，歐洲諸國受國際收支逆差困擾，導致美元和黃金儲備迅速枯竭，而美國意識到逆差對《協定》穩定性的負面影響，在1948年提出了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向歐洲提供130億美元的融資，以確保歐洲國家能繼續進口美國商品，但同時亦為「美元危機」埋下伏筆。

上世紀五十年代伊始，多國經濟漸見復甦，歐洲的領袖亦開始反思固定匯率的利弊。由於實行《協定》的國家難以透過貨幣貶值刺激製造業，增加出口貨物的競爭力，不少國家開始利用美元儲備，向美國換取較保值的黃金，令該國的黃金儲備漸見流失。從IMF的資料顯示，1966年時，外國中央銀行和政府總共持有逾140億美元，而美國則擁有132億美元的黃金儲備，惟當中僅有32億美元可用來支付外國的美元儲備（其他用以支撐國內流通的美元）。換句話，只要各政府和央行同時對兌約1/4的美元儲備，美國已經難以履行上述的義務。

1965年，法國時任財長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曾用「高昂的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形容美元的地位。大意即是美元不單是美國的交易媒介，也是全球儲備和清算貨幣。但問題是，一張面值100美元的貨幣，實際是以極低廉的成本「創造」，卻可在全球購買價值100美元的商品。由於美國是以美元來支付入口貨品，這變相是一種近乎零成本的「免息借貸」，用以提振美國的經濟發展，怪不得德斯坦會對表示異議。

然而，《協定》的根本缺憾——「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其實早在1961年已由經濟學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他總結出美元同時作為一國貨幣，以及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矛盾：如果美國糾正其國際收支逆差，以穩定美元和金價，國際對美元的需求將會供不應求；反之，若美國撒手不管逆差，雖然可補足國際對美元的需求，但以此積累的海外美元資產勢必遠超美國的黃金儲備，使美國難以履行兌換的責任。這種兩難的局面，終於在1971年迫使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將美元貶值，並且停止美元對兌黃金的安排。《協定》終如特里芬預言，遲早走進墳墓。

「尼克遜震盪」（Nixon Shock）使美元成為了「無錨貨幣」，不再與黃金掛勾，雖說擺平了黃金存量不足的窘境，卻衍生了其他金融危險。在後布雷頓時代，國際金融秩序有三大特色：一是美元不再跟黃金掛勾，摒棄了金本位制度；二是美元與他國貨幣的匯率不再採用固定制，改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即當局可按經濟需要干預外匯市場）；三是美元依舊是世界貨幣體系的基準，即使《協定》已成過去，卻無其他方案可供替代，美元的龍頭地位難以動搖。可是，由於過去半世紀美元的發行量已不須與各國經濟規模同步，美聯儲的印鈔量猶如脫韁野馬，這不但擴大了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金融體系之缺陷，也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播下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