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擺脫狹隘專業迷思 才能促進社會公義
香港醫護人手嚴重不足，政府與醫生業界齊稱引入更多海外醫生以解燃眉之急已是彼此共識，但負責審批的香港醫務委員會上周討論放寬海外專科醫生實習安排時，居然否決了全部四個方案，引起社會譁然。事件再度使人關注醫委會過度向醫生利益傾斜的結構弊端。直截了當地說，醫委會的結構弊端根源於它所強調的「專業自主」。醫委會早因「自己人管自己人」廣受詬病，「醫醫相衛」的惡名促使其在去年改革委員會的組成，但並未扭轉醫生獨大的局面，如今再一次證明這種結構無法承擔維護公共衞生安全的重任。
重視專業本身無可厚非，但當「專業」壟斷了社會事務的話語權，造成的惡果顯而易見。近日，坊間另一爭議熱點是地產商招標賣樓的情況愈演愈烈，把準業主置於極為不利的境地。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都涉及應該如何看待「專業」——醫生的專業是診症治病，而非制訂醫療政策；同理，地產發展商的專業是起樓，但社會須建立什麼樣的樓宇買賣與規管制度，卻不應由他們說了算。
一葉可以知秋，一葉亦可障目，專業迷思正是妨礙人們全面認識社會問題的其中「一葉」。要解決盤根錯節的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在觀念上「撥亂反正」也是重要前提。市民必須正確區分專業與公共服務，政府更必須割除「小政府」毒瘤，扛起制訂公共政策的應有責任，而非假「管治理性」、「專業自主」之名，把自身的角色推得一乾二淨，使社會大眾承擔苦果。
醫生「專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香港享有國際公認的先進醫療水平，正是建基於一套高度專業嚴謹的醫生培訓機制。然而，醫生的專業水平與醫療體系的健全不容混淆，後者須以社會整體福祉為依歸，除了維護醫生的權益，更需要提供良好的公共衞生服務，保障市民就醫權益。
增加醫生人手 說一套做一套
增加海外醫生本質上正是為香港千瘡百孔的公營醫療體系尋求解方。醫委會早前放寬海外醫生有限度註冊的年期，由一年增至三年，發出正面信息，正當外界期待它進一步回應社會訴求時，上周表決豁免海外醫生實習時，四個方案卻全部遭否決。
這些方案的豁免對象都是專科醫生。根據現行制度，海外專科醫生若想在本地正式執業，須投考本地執業試「過三關」，通過後還要臨床實習半年，包括做抽血、處理文件等簡單工作。
從人力管理與資源應用角度來看，要求已具備專科資歷的醫生做低級工作，難言合理。醫委會為此拆牆鬆綁理所當然，但為何最終白忙一場？醫委會主席劉允怡表示，會上反對力量「很厲害」，暗諷很多人口口聲聲想放寬安排，投票時卻是另一回事，表裏不一。基層醫生組織「杏林覺醒」與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成員不滿遭對號入座，高調反擊，指問題出在劉允怡堅持一套不合理的投票方法。
平情而論，四個方案差異只在於豁免條件鬆緊，縱使投票機制不理想，也不足以解釋為何全都是反對票多於贊成票。就立場來看，委員會8名業外委員傾向以較寬鬆條件吸引海外醫生來港，餘下24名醫生委員裏，劉允怡等醫學院代表態度較為開放。至於由本地醫生選出的成員（共16人）難免以業界取態為依歸，而據醫學會早前民調，業界傾向訂立較嚴格豁免條款——逾六成受訪醫生贊同豁免，但要求海外醫生在醫管局服務最少三年。
醫委會32名委員中，有29人參與投票，差異最小的方案僅以15：14一票之差遭否決。該方案提出海外專科醫生若曾在醫管局、衞生署或醫學院工作滿三年，考完執業試後即可免實習。對海外醫生來說，這是各方案中最寬鬆的，但它也顯然與醫生業界主流立場相左。巧合的是，剛好有15名醫生業界選任委員投票，無怪乎有傳媒按立場數票，推論這個方案遭他們全票否決，也難怪業界事後「呼冤」卻給人貓哭老鼠的感覺。
退一步講，就算民選醫生委員沒有捆綁投票，但醫生整體在委員會佔絕對多數，難逃瓜田李下之嫌。不客氣地說，今次表決結果，強化了外界對香港醫生專業團體長久以來的批評——死抱保護主義。
假專業自主名 行保護主義實
2016年的醫委會改革風波已揭示這個問題。政府當時提議增加業外委員人數，以及增加有限度註冊機制的彈性，吸引更多非本地醫生來港執業。方案一出，業界群起反對，有人甚至訴諸民粹，質疑當局為降低內地醫生來港門檻鋪路。改革方案最終在時任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拉布」下胎死腹中。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在《2017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中讓步，騰出兩個政府委任名額，以增加醫生在醫委會擴編後的席位。
在純粹醫療層面，「普通人」不宜隨便質疑醫生的專業判斷。問題是，倘若業界以「專業」為名行自我保護之實，損及社會整體福祉，那它本身便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一方面，前線醫生早前舉行「不在沉默中谷爆」申訴大會，抗議人手不足；另一方面，醫委會否決增加海外專科醫生的方案，多少給人「平行時空」的感覺。我們要問，為什麼醫委會可以「決定一切」，無視社會要求引入更多海外醫生的共識？
醫委會否決放寬海外醫生實習一事說明，它與社會嚴重脫節，而凡事講求「專業掛帥」，顯然亦無法回應社會需求。有見及此，政府和社會都要改變思維，告別扭曲和狹隘的「尊重專業」思維。由於業界利益與社會利益存在張力，醫委會無可避免陷入角色和利益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太可能自我改進，改變只能由政府帶動。林鄭政府不應只對醫委會的最新投票結果表示「遺憾及失望」，繼續泛論「探討可行方案」，而是應該展現魄力，承擔好政府的「專業」，主導醫療政策的制訂，讓它更好地為社會大眾服務，而不是任由醫生業界主宰本不屬於他們專業範疇的醫療政策發展與公共服務管理。必須強調，這種安排本身就違反專業原則。
招標售樓「搵笨」 政府應堵漏洞
至於近期鬧得熱哄哄的地產議題，道理也是一樣。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地產發展商若以招標形式銷售一手樓，毋須提供價單，總之，準買家自行出價，價高者得。一般來說，發展商招標出售的一手物業，主要是豪宅或新盤特色戶。由於這類物業供應較少，難以定價，加上潛在買家不多，即使招標出售亦問題不大。關鍵是，由於法例並未規定招標售樓只限於某類單位，一旦發展商依樣畫葫蘆，把這種招數應用在一般上車盤，有意置業的普通市民便會在資訊不足、難以知悉其他競爭者出價的情況下，錯誤出價。更誇張的是，部分招標單位採用「即日招標、即日截標」的模式，變相逼迫潛在買家盡快作出決定。
政府去年大力規管發展商推出新盤的安排，反倒促進了發展商運用招標方式售樓。政府除了宣布將實施一手樓空置稅，亦決定修改預售樓花同意方案，規定發展商不論以招標或開售方式售樓，每次推售單位數量必須為總數兩成，即變相容許新盤項目最多分開五次推售，限制發展商以「唧牙膏」方式供應新盤。在新政策下，發展商須加快推售積存的一手單位，在供應大增下，新盤價格有下調的壓力，去年底，樓市便出現下行趨勢，故發展商更有誘因透過招標售樓。據統計，在今年頭三個月，招標出售的新盤有四十多個，出售單位近1,500伙，佔成交量約27%。
消委會早已批評不提供價單的招標售樓方式，就連地產建設商會亦認為情况不理想。但是，地產商在利益驅使下，不太可能收斂，口頭批評只屬徒勞。政府與其蒼白無力地要求對方自律，繼續擁抱不合時宜的「小政府、大市場」邏輯，倒不如採取具體行動，從速修訂《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禁止發展商以招標方式賣樓，保障小業主。
一直以來，政府版本的「管治理性」是：政策要兼顧所有持份者的意見，包括商界、市民、專業界別。問題是，各持份者的社經地位不同，抗逆能力亦有高低之分。很多時候，政府只要稍為向既得利益者退讓一步，已經對社會弱勢造成極大影響。例如醫委會改革不徹底，容許業界人士佔了絕大多數，直接由業界選任的委員更佔據半壁江山，導致它在制訂醫療政策的過程中向業界利益傾斜，忽視社會福祉；房屋問題亦是一樣，當局竟容許地產商不公開價格，以招標銷售的形式出售一手樓，導致本已向地產商傾斜的格局進一步失衡。
香港社會是時候要有共識：在各項專業領域內，容許業界人士做好自己的事，讓醫生診症治病，讓地產商起樓，至於公共服務，則應該是屬於政府的「專業」。當涉及社會整體利益，人們便不應片面地放大對專業的狹隘認知，無論是醫療政策，還是住屋政策，當局都不應把責任「外判」，而是應該主動承擔，照顧最廣泛的社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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