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置計劃】出售公屋有助家庭維穩？　豈能以置業捆綁家庭關係

經濟學者王于漸向來倡議政府出售出租公屋，他近日於報章撰文指，租置計劃有助降低住戶離婚率、單親家庭比例及提高與父母同住的年輕子女比例，故有助維持家庭穩定，甚至減低住戶另覓房屋的需求，為樓市減壓，值得大力推行。然而，王于漸的分析有欠說服力；而且家庭離異成因複雜，若僅以房屋捆綁夫婦的婚姻關係，不但並非理想做法，更有機會衍生嚴重的社會問題。

租置計劃首於1998年推出，多年來頗受市民歡迎。王于漸指出，廿年來租置計劃有助維持家庭穩定，他認為租置業主較一般公屋租戶的家庭更為穩定，因為前者的家庭成員可藉日後物業升值獲利，而且一旦夫婦離異將涉及經濟損失，故住戶有較強誘因維繫家庭關係；相反後者夫婦並無共同擁有的居所，而且分居後遷出單位者可重新申請公屋，故認為公屋租戶在離婚上「毫無顧慮」。他又列舉數項數字，指出租置計劃屋邨的業主住戶較一般公屋租戶及租置計劃屋邨租戶，不論在離婚率、單親家庭比例及與父母同住的單身成人的比例上，前者分別有着較低與較高的數字，顯示其家庭關係更為穩定。

先別論經濟誘因是否主宰家庭關係，以及公屋租戶離異是否全無成本等問題，即使租置單位業主戶有更低的離婚率及單親比例，始終難以論證租置公屋有助維持家庭穩定。以離婚率為例，要論證租置計劃對住戶離婚率的影響，當然要觀察計劃實施後多年的數字，再將之與一般公屋租戶作比較，而王于漸亦有做同樣的工作。但有趣的是，觀乎2001年的數據，即租置計劃實施後第四年的數字，租置單位業主戶與一般公屋戶、甚至是同為租置屋邨內的出租單位戶已在離婚率上有着明顯的差別；以女性離婚率為例，租置單位業主戶只為3.6%，而租置屋邨內的出租單位戶卻有8.9%，兩者相差近倍。那麼為何在租置計劃實施開初，便有如此差異？如此看來，租置業主戶的離婚率可能根本與置業決定不甚相關，而真正影響此數字的，可能是其他因素。

王于漸分析所忽略的，正是租置家庭的經濟條件。住戶收入能力與家庭穩定與否息息相關，若租置家庭本已具較佳的經濟能力，相信有助減低家庭生活遇上的困難、與及家人間的磨擦，從而鞏固家庭關係。據2011年及2016年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18區的家庭入數中位數與離婚率（指離婚人口佔1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的相關系數分別達-0.7及-0.85，即地區收入越低，離婚率越高，反之亦然，故兩項變數存在着明顯關係。那麼若租置業主家庭經濟條件本已較佳，其家庭關係理應更為穩定，租置計劃的「功效」就變得模糊，論者便需要更多數據作分析，方能得出租置計劃有助家庭維持穩定的結論。

事實上，租置單位的業主均為經濟條件較佳的住戶。據政府2000年的數字顯示，租置業主戶的整體月入中位數為17,000元，較一般公屋戶高出36%，並只較居屋戶低21.5%，充分顯示購買租置單位的住戶的經濟條件相對為佳。而且，租置戶之所以具備較佳的經濟條件，相信亦與入住公屋年數有關；觀乎所有出售租置屋邨，大多早於80年代中期至90年期初入伙，多年來有邨民能藉居於資助房屋改善家庭經濟、甚至累積財富，絕不意外。因此，絕對有理由相信，較「富裕」的租置業主戶的家庭穩定性本已較高。

另外，王于漸的分析亦忽略了出租公屋單位的流轉性質。首先，與租置單位不同，出租公屋單位住戶的變動明顯較大。租置計劃早於2006年結束，即使現時部分租置屋邨出租戶仍可選擇購買多年來的「貨尾」單位，但整體上可作租置的單位的數量始終有限，售完即止，業主多為早年購下自家單位的經濟條件較佳戶；加上，除非租置戶賣出其單位，理論上置業後的住戶甚少遷出其居，故此租置業主戶的特徵少有重大變動。相反，出租公屋單位不斷增加，而且單位本身可供政府收回後再分配予輪候冊上的市民，故不斷有更多基層市民入住出租公屋，從而影響整體公屋出租戶的家庭特徵；而且，受家庭經濟條件影響，可料這批居民的家庭不穩定性理應較大。

再者，不要忘記公屋輪候冊上的居民有機會早曾具離異背景，即如王于漸所言，不少離婚公屋戶會重新輪候公屋，這絕對會增加出租公屋戶的離婚率及單親家庭比率。由此看來，與租置單位相比，出租公屋家庭本質上更有機會出現所謂不穩定家庭的特徵，再次削弱所謂租置單位穩定家庭之說。

必須指出，以上討論並非完全否定租置計劃對維持家庭的作用。但退一萬步說，即使承認租置計劃有助穩固公屋家庭關係，是否意味政府應重推租置計劃？事實上，家庭離異始為複雜的社會問題，當中涉及社經條件、家庭結構、文化差異等因素；例如在這跨境婚姻盛行的社會，不少中港夫妻聚少離多，而且部分新移民在結婚後來港難以適應本地生活，故容易出現婚姻問題；不難發現，公屋住戶有若干份額為新移民家庭，在其婚姻關係本已脆弱的同時，更伴隨諸如生活經濟拮据般的問題，家庭關係緊張已成不少基層住戶的結構性問題。即或置業有助維持婚姻關係，但若然上述結構性問題不解，勉強以置業捆綁家庭婚姻，阻止婚姻出現問題的夫婦離婚，或許比家庭離異衍生更多問題。

當然，沒有人會鼓吹家庭離異，只是指出在目前社會脈絡下，當家庭關係出現嚴重問題，家庭離異並不一定是壞事，甚至此為任何家庭均應具備的權利。那麼為何王于漸如此重視租置計劃在維持家庭穩定上的用處？他認為家庭離異會導致額外的房屋需求，為房屋市場徒添壓力，而租置計劃卻可將住戶捆綁一起，減少家庭成員外遷的需求，故值得大幅推行。

住屋並非監牢，當家庭關係出現難以修補的裂痕，家庭離異乃屬自然之事，絕不應以置業鎖死他們。誠然，租置計劃未有強逼租戶參加，但在目前的置業氣候影響，廣泛推行租置計劃實與鼓吹公屋戶置業無異；假設租置計劃的確有綁緊家庭成員之效，而基層租戶又無認真考慮後果，倉促上樓，一旦出現嚴重家庭問題，決裂夫婦不能離婚，被置業決定強逼繼續朝夕相對，這才是真正的家庭悲劇。解決房屋問題的方法良多，如於短期內重推租務管制及空置稅正是控制租盤供應的上策，根本毋須以強行捆綁家庭關係作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