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革命40周年 美伊能否一笑泯恩仇?
當德黑蘭大肆慶祝伊朗革命40周年之際,本來已繃緊的美伊關係再爆出間諜風波。前美軍反情報專員威特(Monica Elfriede Witt)涉向伊朗政府披露機密情報而遭美國司法部起訴。據指威特在2012年赴德黑蘭宣布歸信伊斯蘭教,從此多番發表反美言論,因而受聯邦調查局密切注視。威特最終於2013年變節,為伊朗擔任間諜。
其實威特間諜案,只是美伊近半世紀角力中最新扳倒的一隻棋子。美伊成為勢不兩立的死敵,要追溯到40年前,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19世紀歐洲列強在全球擴張時,當時被稱作波斯的伊朗也落入了英俄的勢力範圍。二戰後大英帝國日落山河,取而代之的是美蘇爭霸。1953年時任民選首相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計劃將伊朗石油國有化,遭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及英國軍情六處(MI6)發動政變推翻,扶植國王巴列維(Mohammad Reza Pahlavi)的親美政權,為革命的遠因。
發動政變種禍根 革命政權誓反美
因革命而逃亡的伊朗人總會憶述巴列維王朝下繁華的德黑蘭——西方銀行家為交易油元爭先恐後的擠在交易所外、哈佛商學院向有志投身國際金融業的學生招手、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慕名到訪盼一睹古波斯遺跡的風采、沒有罩上頭巾的波斯美女露出了一把秀髮,悠然自得地拍攝泳衣照。不過巴列維雷厲風行的西化政策觸怒了保守的伊斯蘭教士,王室鎮壓異見人士的獨裁作風,以及其本身的貪腐醜聞,最終也令國王徹底失去民心。
零星的反政府示威很快贏得了聲勢。1979年初患癌的巴列維偕家人出國,同時曾因批評巴列維而被迫流亡的伊斯蘭教士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重返伊朗。甚有威望的霍梅尼迅速取得革命的領導權,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度。
霍梅尼長期批評巴列維西化及親美,並稱美國為「大撒旦」,而美國總統卡特收容巴列維赴美治癌的舉動,則被視為自1953年政變後美國試圖再介入伊朗的陰謀。結果一批大學生闖入美國大使館脅持52名外交人員,歷時444天。卡特曾策動一場救參行動卻慘與滑鐵盧,此亦為其在一年後大選中輸給列根連任失敗之主因,美伊關係也自此勢成水火。
美國在1953年以粗暴手段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又扶植獨裁腐敗的巴列維,間接助長了伊朗人的反西方情緒,令保守的伊斯蘭教士有機可乘,建立了強烈反美的政權,成為了美國在中東長期不能拔去的一根刺,可謂自吃苦果。而伊朗伊斯蘭政權的崛起,也改寫了中東的格局,間接導致恐怖主義活動迅速發酵,也形成了今天戰火連綿的亂局。
伊沙爭霸掀恐襲 美國介入徒添亂
親美專制王室被推翻,最深感恐懼的莫過於同樣親美專制的沙特阿拉伯國王,而什葉派教士也不甘於只取得伊朗政權,積極對外輸出革命。為與德黑蘭爭奪對穆斯林世界的主導權,利雅得也開始積極資助遜尼派伊斯蘭教士,當中包括最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加深了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宗派衝突,也令伊斯蘭教活動越加激進和暴力。
伊沙兩國也在各地資助以宗教作動員的武裝分子,滋生了如真主黨、阿爾蓋達、胡塞等組織,激化了恐怖主義活動,不僅令中東越來越紛亂,也波及了有不少穆斯林移民的西方國家。而阿爾蓋達發動震驚全球的911恐襲,事實上也是1979年伊朗革命後,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爭相扶植恐怖主義的後遺症之一。
然而,美國在911不僅沒有反思過往的中東政策,而且更加積極以軍事介入當地,先後出兵阿富汗及伊拉克,在東西兩隅形成了包圍伊朗之局,總統小布殊又將伊朗列入了「邪惡軸心」,令德黑蘭深感恐懼,加速發展核武,把美伊關係弄得更僵。美國推翻了薩達姆(Saddam Hussein)後,伊拉克出現權力真空,令「伊斯蘭國」(IS)有機可乘,再借助2011年阿拉伯之春而引發的敘利亞內戰而坐大,結果中東亂局一發不可收拾。
伊朗成為了這場中東內戰的大贏家——伊拉克在薩達姆被推翻後由什葉派主導、德黑蘭支持的巴沙爾(Bashar Assad)政權在敘利亞內戰中又壓倒了西方支持的反對派、其資助的真主黨繼續維持其在黎巴嫩的勢力、胡塞武裝分子又在也門內戰中力敵以沙特為首,美國為援的阿拉伯聯軍。
為了緩和中東局勢,前朝奧巴馬向德黑蘭伸出橄欖枝,希望以協議形式令伊朗放棄發展核武,美伊關係有望解涷時,卻引起伊朗死敵,沙特和以色列的不滿。因此親以色列和甫上台便對沙特售武的特朗普不惜單方面退出核協議,重新向伊朗實施制裁,希望借伊朗國民對經濟的不滿拖垮德黑蘭政權,重演1953年的政變模式,恰巧此時又爆出了前美軍情報人員變節,伊朗革命40年後,美伊關係似乎兜兜轉轉,竟再回到了起點。
雖有美朝前車鑑 四十載恩怨難解
不過以特朗普上任以來出格的外交作風,其本來對同被列為「邪惡軸心」的北韓金正恩曾態度強硬,卻最終能化干戈為玉帛,為美朝關係破冰,而且美國過往在外交政策上也出現過180度的範式轉移,如1972年尼克遜訪華便蔚為經典,我們也能否想像美伊關係像美朝或美中一樣出現契機?
然而,美伊關係目前沒有美中、美朝當年的誘因——中美破冰原因是中蘇交惡,中共亟需借助美國之力與蘇抗衡,而南韓從中穿針引線,以及美國欲拉攏北韓牽制中國,也為其能與金正恩講和之因素。事實上,奧巴馬當年嘗試與德黑蘭達成協議,亦是希望與伊朗合作對付「伊斯蘭國」,但如今後者已潰不成軍,美方也失去與伊朗合作的誘因。
加上特朗普本人極度親以親沙,當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ed bin Salman)因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殺中成眾矢之的時,特朗普卻對其大加袒護,也可見其一邊倒的親沙反伊立場,令其與伊朗破冰的機會變得微乎其微。另一邊廂,德黑蘭政府飽受經濟制裁之苦,國內已多次出現大型示威,會否因此而退讓反而值得注意。
雖然德黑蘭反美立場堅定、革命色彩濃厚,雙方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均令兩國破冰難以想像,但畢竟特朗普與金正恩握手言歡的奇幻場面,去年的確在新加坡發生了,美伊一解40年恩怨,姑且或可視作良好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