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特色的君主立憲　何時才能擺脫政變噩夢？

泰國公主烏汶叻報名參加總理大選，遭胞弟、國王哇集拉隆功一口否定，稱王室成員應該超然於政治之上。
在不少君主立憲的國家，王室不干政固然是公認之道。但在泰國，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泰國下月將舉行大選，公主烏汶叻上周五（2月8日）宣布代表泰護國黨出選，隨即引來全國哄動，包括以為泰國王室亦押注這場選舉。然而，事態發展峰迴路轉，泰王哇集拉隆功當晚即發表聲明，表示王室成員不能夠參與政治，並要超然於政治之上。言下之意，即不批准王姊參選。而當局亦在周一（2月11日）宣布，烏汶叻不合資格參加大選。

的而且確，在君主立憲的國家，君主縱為國家元首，其性質多是象徵領袖，而非實際管治上的領導人。這樣，世襲的君主既可免於認受性的質疑，亦不用受民意及政府更迭而影響。

同樣道理，歐洲好幾個國家奉行君主立憲制，但他們的王室通常都不能干預政治。例如在英國，社會上下對於脫歐與否此重大問題紛擾不休，英女王及王室卻一直三緘其口，以免落得干預政治之名；又例如在西班牙，國王費利佩六世在2017年批評加泰獨立公投不負責任，隨即引來不少輿論批評。

但是，如果以為烏汶叻的參選資格，只是王室能否干預政治的話，那顯然是簡化了泰國複雜的政治軌跡。其中明顯一點是，烏汶叻早年因為下嫁美國人而放棄王室身份，所以公布參與之時，她亦強調自己只是普通泰國公民。如果哇集拉隆功要放行胞姊參選，也並非完全不可行。

哇集拉隆功的暗取態

所以，哇集拉隆功支持抑或反對烏汶叻參選，其實等如在向社會透露他對下月大選的取態：如果放行，即認可胞姊、泰護國黨及其擁護的前總理他信；如果不放行，他信陣營的實力將大打折扣，等如間接助現任總理巴育一把。

哇集拉隆功取巴育而捨他信，無疑令部分人失望。一來，他信出任總理的早年，曾與當時仍為王儲的哇集拉隆功私交甚篤，外界以為他繼位後或會善待他信；二來，身為王室長女的烏汶叻宣布參選，不少人以為她已預先獲得哇集拉隆功的默許。

然而，如果了解泰國多年來的政治軌跡，哇集拉隆功的選擇未必令人意外。

泰國君權不容忽視

泰國自1932年立憲革命以降，君主的政治角色一直非輕。究其原因，有認為泰國的民主化起步較歐洲國家晚，王室淡出政治舞台之期尚需年日[1]；亦有意見認為，立憲革命後即位的阿南塔瑪希敦當時年輕，攝政的諸位親王把持朝政，鞏固了王室政治實力[2]。不論原因為何，國王在泰國政治舉足輕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更準確而言，自1946年登基的普密蓬多年來透過軍方及親信網絡，一直在民選政府幕後左右大局。對於軍事將領來說，他們向王室靠攏而取得政治上的話語權，在必要時候發動政變，自居總理；對於王室來說，透過軍方可牽制民選政府，並維持王室的政治地位神聖不可侵犯。[3]

一個經典的例子是1973年的泰國學運，普密蓬見大學生及社會聲音勢不可擋，棄保軍方領袖、時任總理他儂。但僅三年後，即1976年，軍方在法政大學大開殺戒，其時普密蓬又轉為支持軍方。[4]在那時起，《冒犯君主法》禁止任何人詆毀、侮辱或威脅王室，成為軍政府對付異見的嚴苛工具。另一個例子，是1980年代出任總理的將領廷素拉暖，在卸任後擠身樞密院，自1998年起任院長至今，多年來扮演軍方與普密蓬之間的重要協調人。

英國政治學者Duncan McCargo在2005年提出「網絡君權」（network monarchy）之說，指出泰王與軍方及政治精英結盟，緊握政治權力，確實不無道理。或者以Juan Linz等民主理論學者的分類法，泰國縱然是君主立憲制，但其實不屬於英國、西班牙那種「民主議會君主制」，因為泰國君主保留了不少政治權力，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組成。[5]

杜絕政變需政制改革

2001年當選總理的他信大打民生牌，取悅基層選民，不向軍方賣帳，毋庸置疑動搖了泰國行之多年的政治勢力平衡。他信及胞妹英祿的民選政府，分別遭遇軍事政變而倒台，介入政治的將領巴育獲得普密蓬認可，自然事出有因。如今普密蓬已逝，在位的是哇集拉隆功，他信陣營推舉烏汶叻出選，想從軍政府手中取回權力，並不叫人意外。或許他以為，現任國王會站在他的一方，放行烏汶叻，只是如意算盤打不響。

無可否認，如果公主烏汶叻能夠代表泰護國黨出選，他信陣營在下月大選的勝算必然大增。然而，將王室甚至哇集拉隆功牽進政治選舉之中，始終並非上策。即使在烏汶叻的加持下當選，是否就能杜絕軍事政變，甚或規範君權不再干政？歷史經驗說明，泰王未必每次都站在民選政府的一方，反而更多是在關鍵時刻利用或靠近軍人，如此一來，未來政局只怕難料。他信、英祿抑或任何政治力量，若想結束巴育的管治，重組文人政府，如今只能拚政綱、爭民意，冀在選舉擊敗對手。

然而，若不限制泰王的政治影響力，從而杜絕軍政府可以推翻民選政府的可能性，不論下月大選的結果如何，或許泰國亦走不出軍事政變的歷史循環。因此，泰國政治領袖及社會必須思考，怎樣改革君主立憲制，可以有利政治輪替及長治久安。過去多年的社會撕裂以至70年代的流血衝突若起於結構原因，要解決問題就只得從制度著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