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銀行長出缺 改革任命制度意義重大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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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至2022年才屆滿的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周一(1月7日)突然宣布已經請辭,轉投私人機構。
這個決定固然反映出世銀行長不易做,但同時亦是一次契機,讓國際社會正視任命制度的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成立世界銀行幫助重建,以銀行借貸的方式援助歐洲國家,隨後涉及項目愈來愈廣泛。然而,世銀近年被批評過於由經濟師主導,或忽略其他社會價值及理念。例如日本國際金融專家行天豐雄指出,世銀太過跟隨美國的經濟主旋律,有一段長時間帶自由經濟主義的色彩。去年,行長金墉提出世銀要與主權基金、私募基金及保險公司等華爾街企業更多合作,亦引來批評。

提出改革方案才一年,尚未有重要成果,金墉周一宣布他即將「跳船」,提早在2月1日卸任,並轉投私人基建投資公司。背後原因,一來可能由於他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咬弦,二來或許反映出連行長本人也對世銀的信心有限,寧願從商。

金墉是美籍韓裔公共衛生專家,是首位亞裔世界銀行行長。(美聯社)

美國應否壟斷行長任命?

然而,當下更重要的是行長出缺後的任命安排。例如《金融時報》的報道隨即指出,由於多年以來行長之位都是美國總統任命的人選,而現任總統特朗普相當有爭議性,包括他不喜歡多邊主義,任內已退出多個國際合作機制,由他來任命世銀行長是否有公信力,相信會牽起廣泛討論。

事實上,世銀行長的任命機制早已受到批評。二戰後確立的國際金融體系中,世銀行長向來由美國人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則為歐洲人。這種安排雖然反映出二戰結束之時,歐美重建世界經濟的重責,但經歷半個世紀後是否仍有其合理性,則廣受質疑。再者,國際機構的管治話語權應否由撥款國家壟斷,亦值得質疑。

舉例說,在2009年,即金融海嘯後,世界銀行曾成立塞迪略委員會(Zedillo Commission)檢討世銀的治理架構和機制,委員會隨後發表報告,指出發展策略、成員國發聲及銀行問責三方面,均須改進。在問責方面,報告認為行長任命過程不夠公開、透明,是否應繼續由美國主導,這點實應檢討。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2017年上任後,退出多個國際合作機制,包括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美聯社)

國際組織需公開透明機制

2012年世銀行長(Robert Zoellick)任期將滿,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人選,不選經濟學家薩默斯(Larry Summers),亦不要外交官蘇珊賴斯(Susan Rice),獨取醫學專家、前世衛部門主管金墉,廣受質疑。當然,奧巴馬的這一步,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因為金墉雖然是美國籍,但他出生於韓國,總算為世銀行長帶來一個亞裔臉孔;二來,他非出身自美國傳統金融或官僚體系,對擺脫美國經濟師主導思維而言,亦算是一個大膽嘗試。

但無論如何,世銀行長的任命取決於美國總統,原則上不是好事。以至金墉第一個五年任期快要完成之時,國際輿論亦曾叩問,是否要改變機制。如今金墉棄甲,相信正是最好時機改變慣例,不必由主張單邊主義的總統特朗普決定新任行長。世界銀行需要的,是一個更加公開和透明的遴選機制,找出最合資格的新舵手。亦唯有這種公平、能力主導的機制,方能令不同國家信服,不至於另起爐灶,而國際治理體系亦因而有動力繼續前行。世銀如是,IMF如是,聯合國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