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較DSE易取高分？　拿男拔、聖保羅學生與全港比較沒意義

昨天（4日），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召開記者會，力陳本港的大學招生制度「不符合『擇優取錄』的精神和原則，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並提出多項倡議，例如限制「非聯招」生的比率。按其所指，其擔憂源於愈來愈多本地學生參加非本地課程考試，再經「非聯招」制度報考大學；而由於這些課程所費不菲，故變相令經濟能力較高的學生多了一條另類出路。無可否認，論者對學制的陳述符合事實，但這些事實能否推演出其結論，卻是值得商榷。

為便於討論，先交代一下聯招（JUPAS）與大學收生制度。現時八間資助大學每年共提供約15,000個一年級學士學位予本地學生，要參加JUPAS，必須持DSE成績，惟除此之外，本地生尚可持其他學歷，例如IB、GCE A-level或副學位，經非聯招（non-JUPAS）方法入讀大學。教育局稱，政府沒有要求大學訂定經JUPAS或non-JUPAS錄取本地學生的比率，葉建源議員謂據他了解，院校錄取non-JUPAS本地生時以不超過全校本地生20%為目標，估計是院校自行訂立的參考指標而已。

non-JUPAS不是終南捷徑

言歸正傳，到底non-JUPAS是否已成為入大學的終南捷徑？根據官方數字，在2013/14至2017/18五個年度期間，經non-JUPAS入學的本地生一直只佔全體一年級學生的14.1至14.7%，並無明顯起伏；更甚者，按理較受歡迎的港大和中大，相關數字更逞跌勢，前者由19.1%跌至16.8%，後者則由14.2%降至12.8%。由此看來，若要論證non-JUPAS已成為某些人的「入學秘道」，還須提供更多解說。

當然，論者或會指出，現在最值得擔心的是具經濟能力者可經non-JUPAS「較易」入學，而前一段所引用的non-JUPAS入學數據還涵蓋了副學位學歷者，故未能真正釋除疑慮；就此，不妨再花一點精力、集中分析持IB和GCE A-level成績（基本上，會報讀這兩個考試的本地生，都是來自國際學校、直資名校或私校，也就是論者所言的較具經濟能力學生）經non-JUPAS升讀大學的本地生數據。由於沒有現成數據，以下僅集中分析港大和中大這兩所較受歡迎院校的數據︰

由上可見，持IB成績入讀大學的本地生，其百分比只有輕微上升，若結合IB和GCE A-level一同觀察，則兩者的合計百分比更是不升反跌！如此一來，所謂富有學生能藉non-JUPAS暗渡陳倉、對基層學生不公，此說法現階段未能成立。

直接比較兩試成績　忽略IB生本就是精英生

退一萬步而言，假如某天經non-JUPAS入學的本地生真的增加了，那又如何是好？論者建議，可考慮設定non-JUPAS收生比例上限（例如80%經JUPAS；20%經non-JUPAS），或者「以相同的百分比公平對待不同考試的考生」，例如若某課程只錄取DSE最好成績的10%考生，便也應只錄取非本地課程考試的最佳10%考生。這兩項建議皆違反了擇優而錄的宗旨，更忽略了一個現實︰持IB成績的最佳10%考生，其學術水平必然優於全港DSE考生中最好成績的10%。眾所周知，全港絕大部分學生，不論來自band 1、band 2抑或band 3學校，都會應考DSE，至於會報讀IB的，卻大多是名校的精英學生；若大學「以相同的百分比公平對待不同考試的考生」，豈不是排拒了學術表現較佳的IB考生？這顯然不合情理。

論者的另一建議是設計一個「考試分數換算機制」，以確保收生公平。此建議乃基於一個前設，即GCEA和IB較DSE容易，必須另設換算機制，才能公平比較；至於考試難度不一的「證據」，則是據稱有24.1%本地IB考生獲取H7（最高等級），但只有1.3% DSE考生獲得5**，兩者足足相差18.5倍。先不論不同考試的等級如何能合理地換算，前文已經指出，這種立論忽略了應考IB和DSE的學生本就有能力上的差距，強調18.5倍，根本沒有意思。平情而論，拔萃男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等名校中的IB班學生，其學術能力勝於全港學生平均值，不是很正常嗎？

換算機制更證IB沒明顯優勢

論者又指英國也有一個名為「UCAS Tariff」的大學收生分數換算機制，香港值得參考；有趣的是，若參照這個換算機制分析收生實況，便可知「IB較易考取高分，有利富有學生讀大學」一說未必能成立。以下是UCAS Tariff的換算法︰

就以今年因大幅增收non-JUPAS學生而被質疑有礙基層學生向上流動的港大醫科收生情況為例，其DSE成績中位數是最佳六科39分，即三科5**及三科5*，依UCAS Tariff換算便是324分；IB方面，收生成績中位數是44.0（IB共考六科，每科最高7分，合計42，再加「拓展論文」及「知識論文」共3分，滿分45分），假定這批報讀醫科的尖子都能在論文部分獲取3分，其科目成績則為五科H7及一科H6，換算後則是328分，分數比DSE生還要高！

2018年9月13日按︰
得讀者指正，文章作者同意前段論述有誤，茲補正如下︰
IB方面，收生成績中位數是44.0，而IB科目分高級程度（Higher Level）和標準程度（Standard Level），共考六科，每科最高7分，一般考生修讀3HL+3SL，部分考生則為4HL+2SL，另加「拓展論文」及「知識論文」共3分。假定這批報讀醫科的尖子都能在論文部分獲取滿分，其科目成績則可能為三科H7、兩科S7及1科S6，換算後則是272，即使計作四科H7、一科S7和一科S6，換算後仍為300，確實「不及」DSE。
數字鑿鑿可據，作者同意原文「有趣的是，若參照這個換算機制分析收生實況，便可知『IB較易考取高分，有利富有學生讀大學』一說未必能成立」的論證方法有誤。惟須強調的是，如此「換算分數」是否合理，乃另一課題，原文本就有所保留；此外，全文的立論基礎仍存（見其他論據），論證未因一段之誤而失效。
謹此向發現文章訛誤的網民CJ Wong致謝。

由此可見，論者質疑IB生較容易入讀大學，在數字上欠缺根據。當然，論者或會堅稱IB本來就較DSE容易取得高分，但證據何在？前文已指出，比較本地IB、GCE A-level和DSE考生獲取最高等級者的百分比，根本毫無意思；若將比較擴展至全球應考者，則牽涉更多變量，例如教育制度、生活習慣、社會風氣等，更難（儘管不是沒可能，但需要複雜的論證）得出有意思的結論。當然，GCE A-level常被譏容易獲取高分，但相信主持收生事宜的教授也對情況有所理解，不會看到考生有A*便覺合適，否則持GCE A-level入學的學生人數也不會持續處於極低水平。

一所大學同時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生，能促進思想碰撞，絕對是一件好事，因此，除非有很強的理由，否則不應千方百計降低IB和GCE A-level考生入讀本地大學的機會，而上文亦已解釋，一般論者所舉的理由，其實都不能成立。

論者擔憂教育制度設計不利階級流動、製造不公，誠為一番好意；不過，必須承認的是，教育也可以是一種商品，總不能因為富有的學生多數就讀國際學校、直資名校或私校，便嘗試增添IB和GCE A-level入大學的難度；因此，與其向IB和GCE A-level考生「動手」，不如改善DSE課程、增撥資源予津貼學校，以及改革直資制度，這才是正確的構思方向。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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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資學校．倡議】直資＝貴族？　要擺脫標籤　須嚴限學費

按︰葉建源議員還有一項建議，指大學聯招處應增加資訊透明度，標明各課程過去錄取「本地聯招生」與「本地非聯招生」的比例，這點絕對值得支持；若資訊更公開、完備（例如公開non-JUPAS考生的入學成績），不單讓考生「心裏有數」，公眾也能更了解現況，一起監察制度是否真的會造成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