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性收窄　房屋是貧窮兒童向上流動最大阻礙

長久以來，許多人將情緒問題歸咎於性格等先天性個人因素，卻忽視了社會大環境對個人情緒的客觀影響。珠海學院民意及民調研究中心調查發現，居住於居屋或出售自置公屋的學童擁有最高快樂指數，居於自置私樓的學童次之，而租住私樓的學童則最不快樂。調查結果表明，學童的快樂與居住環境息息相關。

姑毋論是項調查的嚴謹性，此次研究無疑帶出一個重要課題，即住屋與兒童發展兩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而當中又以貧窮兒童的居住環境尤為值得關注。兒童的居住空間不僅直接影響其生理及心理健康，而且，住所更會對兒童造成伴隨一生的影響。為了讓每一名兒童不輸在起跑線，扶貧不可只停留於現金政策的援助；而要解決扶貧委員會所謂的「跨代貧窮」，保證適足住屋權仍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城中不少名流喜以基層出身的背景或居住劏房板間房的經歷，向年輕一代宣揚奮勇拼搏的「獅子山精神」，或藉以分享「千金難買少年窮」的人生感悟。這些勵志故事未必是政客名流用來博取基層大眾好感的公關技巧，但肯拼肯捱的「獅子山精神」在今天看來確已不合時宜，而所謂的「千金難買少年窮」則更像是在合理化不堪的社會現實。誠然，隱忍和磨煉意志或仍被不少人視為傳統美德，然而，磨煉少年意志並不代表要折磨他們。事實上，今時今日的劏房、板間房的惡劣環境比之昔日，實在有過之而無不及。田北辰就曾入住劏房幾天，與一眾貧苦大眾同吃同住，並感歎：「睇落唔似係人住，無可能……咁嘅環境內地鄉下都好過佢，香港搞成咁！」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孕育「獅子山精神」的社會條件在今天已經不存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持續改善的社會狀況給予各個階層向上流動的希望。反觀今日，市民在社會階梯向上移動的機會實在有限。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15年發表的「香港的社會流動」研究簡報，約47.2%的工人在1998年至2008年十年內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而在同一時期，屬於最低收入組別的工人，當中54.1%在工作十年後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換言之，隨着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社會流動性亦跟着受阻。

面對「上流」無望、新一代教育程度持續提升的社會現實，無奈越來越多的高學歷人士需要擔任薪酬較低的輔助專業人員職位，甚至從事服務性及銷售的工作。簡報提到，15至24歲在職青年從事工資較低的服務及銷售工作的比例逐步上升，由1991年的21%增加至2011年的34%。其他研究亦發現類似的職業向下流動情況，在2001至2011年期間，更多具有學位教育程度的十五至二十九歲青年從事文員及服務／銷售工作；在教育領域，香港教育學院在2011年進行的研究顯示，來自富裕家庭的十九至二十歲青年入讀大學的比率是同齡貧窮青年的3.7倍。立法會研究簡報更開宗明義，在2008年，父母與子女兩代的社經地位在統計上有顯著的相互關係，顯示跨代貧窮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扶貧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要解決跨代貧窮問題，就是要避免子女因上一代貧窮而失去脫貧機會。然而，在一個貧者越貧、富者愈富的經濟結構底下，任憑基層父母如何努力，其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仍然微乎其微。根據政府2017年年底公布的《2016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港有229,500名兒童生活在貧窮線下，兒童貧窮率達23%；即便計算政策介入后，兒童貧窮率仍達17%，即大約每五名兒童中便有一名為貧窮兒童。

政府現時雖有政策介入幫助弱勢社群的兒童，然而，香港社區組織暨兒童權利關注會批評現時的低收入津貼力度不足，引致扶貧成效偏低。該會發現，截至2017年12月15日，共有90,626宗申請個案成功獲批低收入津貼，涉及37,978個住戶；在獲批低津的住戶中，有35,048個家庭獲發兒童津貼，共60,165名兒童受惠。然而，由於低津津助金額不足，絕大部分受助家庭表示津貼未能全面支援貧窮家庭及其兒童生活各項基本開支。該會指，房屋開支是貧窮家庭難以省卻的開支，相較於居於公屋的受助家庭而言，租住私樓的受助家庭面對的租金壓力尤其突出，導致不少（70.7%）非公屋受助住戶（即「N無人士」）需將津貼用於應付沉重租金開支。換言之，住屋是剛性的需求，面對高昂的租金，低收入津貼既被蠶食，兒童的福祉便免不了被犧牲。

事實擺在眼前，要幫助貧窮兒童脫貧甚或解決跨代貧窮問題，僅僅提供現金支援是遠遠不夠的。政府須知，真正讓貧窮兒童「輸在起跑線」的是其有份製造的房屋危機，若只想透過微薄津貼扶貧，恐怕是過分天真。因此，要為兒童營造一個公平、良好的成長環境，保證每一個人的住屋權仍是政府不可迴避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