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權威張維迎 力數中國怨恨西方情結十宗罪 無的放矢？
國內著名自由派經濟學者張維迎早前發表題為《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的文章，列數中國人的「怨恨情結」的十大特徵。中國發展至今，確實有許多地方仍未如人意。部分民粹主義者仇視外國，也是事實。但過份誇大這些社會特殊問題，簡單「拿來」不盡不實的「西方經驗」來指點中國前路、批評國家經歷、硬扣劣質民族性帽子，卻不是有助匡正社會發展的適當做法。
《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所指的十大特徵，分別是「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模仿技術，但拒絕模仿制度」、「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只能表揚，不能批評」、「國際關係中，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有時甚至連利害也不講，只講好惡」、「未富先嬌（驕），稍強即狂」。這樣的指摘除了在「醜陋的中國人」帽子上，再加幾個標籤外，是否有助社會發展？相信不然。
這篇文章最大的問題，是嚴重以偏概全，也就是張教授口中所批評的「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就以「模仿技術，但拒絕模仿制度」一點，稍加說明。對「現代化」這個概念稍有認知的讀者都會知道，其所指的是後發國家對先進國家的模仿，加上針對自身國情尋求發展突破的歷程。歷史論說中有所謂「Modernization = Imitation + Innovation」的說法，就是以簡單公式說明這個道理。模仿是容易的，創新則必須建基於對國情（特別是發展階段）全面而深刻的認知、在先進文明面前不亢不卑而努力自我改革的態度。中國能從一窮二白走到今日稍有小成，不是基於單純的模仿，而是充份掌握上述這種「現代化」的深層含意——既尊重普遍性，更尊重特殊性。
的確，中國在模仿過程中，也曾存在全盤或局部西方的爭論。結果我們是依循了絕大部分民族都走過的局部模仿之路，對外來的思想、制度、技術進行去蕪存菁的試驗與抉擇。在這過程中，任何一個文明都必須視乎實際環境，對外來新事新物有所取捨，不能簡單因為拒絕「全盤接受」，就可以指摘後發國家是自大，甚至上綱上線至民族怨恨結情。誠然，在這過程中，我們犯過大錯並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始終堅持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該學就學，該引進的就引進，該不學就不學，該拒絕的就拒絕。
回顧洋務運動以來的發展經歷，實踐模仿與創新，都是在思想、制度、器物全方位進行。這三者之中，從橫切面上也是全面覆蓋政治、經濟、技術、社會文化、環境保護等各個層面。在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尤其是如此，至今仍然是「現在進行式」。但張教授就只拿着我們沒有跟從西方選舉制度一點，就全盤否定政治思想、制度，到全社會、經濟的所有參考西方先進文明而進行的根本制度改革，既是不尊重學者身份的以偏概全立論，也是不尊重過去百多年來積極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發展、甚至為此付出生命代價的所有民族先進分子。同樣，先決地否定現行制度，又是無助我們深化平衡協商民主及選舉民主利弊的討論。
文章在誇大特殊性影響同時，又扭曲普遍性為特殊性。類似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的說法，是全世界自由派對其所屬政體普遍存在的批評。美國在911後，加強國安立法，自由派就起了類似的批評。自由派最為重視的是個人意志，社會普遍最為重視的是建制秩序，個人意志只能是整體秩序中的一環，不可以因小而廢大；這兩種張力普遍存在於所有政體，如何取得有效平衡值得深入討論。但在教授的筆下，這種對國家安全必須而普遍的重視（社會秩序崩潰或主權淪喪時，個人人權與權力是完全無法得到保障），卻好像成為了中國獨有的問題。中國人權現況的確有改善的空間，但着墨討論的地方應在如何確保公權運行所取得的公共利益，是大於其所損害的個人利益，而非不符事實地誇大外國對人權的保障，而完全否定中國公權力運行的必要性。——當然，完全忽略中國在近年來在人權發展方面所取得的進步，也是自由派慣常的做法。
再進一步談學術嚴謹性。近年來不少學者喜歡做比較研究，但常有濫用之嫌。理想的比較研究中，學者必須客觀而深入認識比較及本體對象的特殊性，從而透過深入對比，發掘出前人未察覺的問題。可惜的是，現時不少學者只視「比較」是方便法門，而忘記了比較對象本來只是協助深化研究本體對象的手段。他們會極度簡化比較及本體對象的實況，再把想像的、虛構的比較對象經歷硬套在本體對象，結果得出一套似是而非的「研究結論」——結果，只能偏離對本體的正確認知。
舉例子說，教授說「日本也許算得上是一個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沒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國家」；相信但凡稍知日本維新史的人，都難以認同這樣的武斷。同樣的情況，也出現於教授對法國、德國、俄羅斯的批評。此外，張教授筆下的西方文明先進體，仿佛只有英美兩個傳統大國，甚至是稍異於英美的德法文明，都是建基於對西方（英美）的怨恨情結而來。深究之下，到底我們讀完這樣的著作後，是更為了解德國和法國發展，或只是扭曲了原有較合理的分析？這是不辯自明的事。當然，他總結了這麼多《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的論點，為的也只是在最後一部分對被他嚴重簡化、扭曲的中國，肆意抨擊。
張冠李戴的問題，也令文章的主要論點在根本處難以立足。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確實是存在怨恨的。但對大部分人而言，這不是怨恨西方文明比我們先進，而是怨恨他們在歷史上濫用自身的先進器物，粗暴殘害其他落後國家，並嘗試將有利於傳統列強霸道操控世界秩序的價值觀、制度或文化，強加於所有非西方國家之上。Rudyard Kipling的「白人負擔說」（White Man's Burden）被追逐黃金、宗教傳播及國家榮耀（Gold、God、Glory）的殖民者所扭曲，成為入侵與欺壓其他文明堂而皇之的藉口，這難道不值得怨恨嗎？不值得為歷史所牢記？
這種怨恨的確被少部分極端民族主義者或不當政治宣傳所利用，但它帶來更多的是正面影響——包括奠立中國永不稱霸、嚴守與其他國家或民族和睦共處的基本國策。更重要的是，這種鑒於歷史失敗的血淚史，是長期鞭策國民努力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動力，甚至指引着中國以共同富裕為目的，推動國際合作。於己有嘉，於人無害地汲取歷史教訓，真的值得教授口誅筆伐？如果沒有弄清這根本事實，就批評中國人不能放下所謂的「怨恨情結」，不就是盲目批評？顛倒利害，如何正確判定是非？是非不分，又如何教中國人忍受無根無據的批評？
張維迎說「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這裏所說的「中國人」其實只能是極其少數的激進分子。更多的中國人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極其積極地擁抱、學習西方各種文明的先進思想、制度及器物，旅遊、學習、經商的中國人更是遍布全球。這到底是不是單純「怨恨情結」四個字可以總結及解釋的？中國人極其懂得自我反省、自我修正，也正是這個原因，如張教授這類諷刺文章才能輕易流行起來。但作為具影響力的學者，也許不應濫用這種民族自省能力，該更為嚴謹論事，放下建基於意識形態之上、完全無視當前發展歷史合理性的「怨恨情結」。這個國家還有很多值得知識分子大力鞭撻指正的地方，但批評須是有根有據，不能無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