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課程愈開愈多　形成惡性競爭　導致講師朝不保夕？

上周（6月6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轄下的檢討研究政策及資助專責小組展開諮詢工作，邀請持份者就專責小組的初步建議提出意見，當中包括把每年研究資助由20億增加一倍至40億，以回應教資會年度報告中關於目前本港研究經費佔本地生產總值過低的說法。而一向批評教資會「重研輕教」的教協日前（6月9日）舉行名為「大學不是一盤生意」論壇，不少與會講者批評教資會過度重視研究，忽視大學有其教育功能的目的。大學到底如何平均研究和教育的需要誠然值得討論，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如何確保高等教育的質素，包括近年如雨後春筍的大量自資課程，及其產生的問題。

教資會撥款　管理靠個「信」字　導致大量「代課」人員出現

教協對教資會「重研輕教」的批評亦不無道理，在教資會16/17年年報中，雖然主席唐家成指出「社會期望我們的大學能夠培育未來的人才和新知識，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但是他認為發揮大學的上述功能在於「大學的核心使命—研究。」這種說法無疑令一些以教學為主的大學職員產生教資會「重研輕教」的印象，因為唐的說法無疑把優良的研究等同於優質教學。相反，若講師一類的教學人員只從事教學工作，將可能被歸類為無法滿足公眾對大學的期望。

事實上，據教資會報告在2016/17至2018/19的三個年度，教資會共投放1億5千萬推出「研究影響基金」的試驗性競逐研究資助計劃。但同時亦在這3年提供「學與教」的額外撥款。但是，為何目前大專界批評教資會墨守成規，「重研輕教」呢？

問題可能在於教資會過去甚少參與管理大學內部如何使用撥款的問題。據2015年9月教資會委託Howard Newby領導的委員會撰寫的「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中提到「香港的教資會與受資助院校目前並無訂立正式的財務備忘錄或類似文件」，Newby並指出「由於缺少這類文件，教資會引導高等教育制度實踐整體政策目標的能力便受到局限。」Newby的說法可能為我們了解大專界的問題，在於各大學管理層或各部門在決定如何使用撥款的問題上，因為教資會不會直接參與監察大學撥款的運用，以維護「院校自主」。

據悉，目前不少大學或資深教授在收到撥款後，除了聘請項目主任和研究助理等協助研究的人員外，更有不少教授會選擇聘用研究助理教授（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或講師代教一個學期或一個學年的課，這批研究助理教授及講師只屬「臨時員工」，當研究撥款耗盡或教授完成研究，便會被「自然流失」。但是，基於研究撥款各有不同，導致「一校多制」令大學講師、「教授」出現同工不同酬。早在2009年浸會大學便被批評以2.39萬聘請一名研究助理教授，只及當年一名助理教授人工的45%至65%。

大量自資課程競爭　才是教員朝不保夕主因？

上周六（6月9日）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出席教協論壇，席上他展示各間資助大學利用教資會撥款聘請教師的比例，數據顯示多間大學以撥款聘請職員的比例，由96至97年的86%下跌到16至17年的59%，但以自負盈虧制度下聘請的職員就由4%升至28%。他提供的數據有助解開大學教員隨時「飯碗不保」之迷。

事實上，近年不少受公帑資助的院校均有開設不少自資課程。而早在2013年有傳媒已發現八大院校當年靠辦自資課程包括副學士、學士、及碩士等課程每年共獲利4億元。而當年教資會所設的自資課程小組更發現八大在2000年起，自資部門的學生人數已超過資助學生人數，在2011/12學年自資學生佔整體約53%，資助學生為47%。

但是，此報告當年隨即引來更多疑問，包括用教資會撥款聘請的教學人員或公共設施，包括圖書館，有否被自資學生使用，變相導致利用公帑資助自資課程的迷思。其後，在2016年教資會更制訂指引建議院校把自資課程遷到原有校園外，而自資課程學生在使用公共設施時，亦以不影響資助學生為大原則。但對於大學聘用教學人員本身，到底是利用公帑，還是自資課程的學費。或如何劃分個別教員任教資助課程或自資課程的比率，依然由院校自行決定。

最終，當各院校「一鍋蜂」增辦各式各樣的自資課程，亦造成各院校間課程的惡性競爭。據指，上月浸會大學宗哲系解聘講師事件，就是因為「計唔掂條數」。而事件可能是冰山一角，不少院校會因為自資課程的競爭，最終導致教學人員「全職」變「兼職」的情況湧現。這個情況未必與所謂的「重研輕教」有直接關係，只是因研究而聘用「代課講師」導致情況加劇而已。

教育局亦應該做好把關的角色，應考慮市場需求是否飽和，才批出新的自資課程許可，避免惡性競爭。

據教育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申請在2018/19學年新開辦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共30項，而且全部獲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