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暫生命．觀點】虐童案人神共憤　修補制度漏洞刻不容緩

上周五（1月5日），一名五歲女童疑被虐打致死，其兄長亦滿身傷痕。事件曝光後，社會福利署、興德學校互相推卸責任，各執一詞。政府在查明責任誰屬之餘，更需修補制度漏洞，防止悲劇重演。
香港的虐兒問題嚴重，據社署數據，2017年1-9月共有704宗虐兒個案，累計2007年至去年9月的個案，更達9,880宗，情況堪憂。

興德學校低估事件嚴重性　社署說法值得商榷

從現行制度看來，興德學校未有直接轉介個案，用盡一切方法協助男童，必須負上重責。

誠然，香港沒有強制上報虐童個案機制，根據《學校行政指引》，教育局在「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程序」，只訂明發現個案的教師須知會校監／校長並與相關人員磋商，卻未有規定學校上報虐童個案。至於教育局2016年發出的《處理虐待兒童及家庭暴力個案》通告亦只規定學校「應啟動危機處理小組」，並「盡快諮詢有關部門和採取合適的處理程序」。

但是興德學校絕不能以此為由抽身而去。《處理虐待兒童個案指引（2015）》（下稱《指引》）早已訂立清晰的指標，讓學校衡量虐童個案的嚴重程度。《指引》將危機因素分為低危、中危、高危三級，當中「受傷部位」一項，只要學童的傷處位於「頭部、面部或生殖器官」，即屬「高危」程度；至於「疏忽照顧的嚴重性及／或頻密程度以及事隔時間」一項，只要「照顧者不願意滿足兒童對醫療、食物」的需求，亦屬「高危」程度。

受害男童被發現全身皆有瘀傷、擦傷、紅腫，且表面健康狀況不佳，疑似營養不良。此外，《香港01》的報道指被虐男童的同學指曾見到男童「隻眼腫咗」，也有同學反映他曾言「畀爸爸打」。若說法屬實，學童的受傷程度已很可能達《指引》定義的「高危」程度，學校必須要加以警惕，就事件轉介社署。如果學校未能判斷傷勢，大可按《學校行政指引》，安排學生接受「醫療檢驗/治療」，驗明傷勢，可惜從現時的資料看來，學校未有作出相關安排。

這更讓人懷疑，涉事學校唯恐校譽受損，務求將小事化大。相信公眾猶記得2013年荔枝角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一名學童在校內墮樓身亡，學校竟沒有報警處理，這例子在在反映部分學校為保校譽，不擇手段。教育局有必要訂立更清晰的指引，規定學校上報虐童個案。

另一方面，政府亦需查明社署有沒有向學校提供錯誤意見，又或是引導校方不轉介個案。正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所言，學校決定不轉介個案，或許是基於社署職員的建議；也有前線社工指，社署只會建議校方轉介嚴重個案，就一般個案，社署只會建議學校自行處理。如果此說法屬實，社署無疑是推卸責任。

找出制度漏洞　防止悲劇重演

可以說，向涉事機構問責固然重要，但是當務之急是找出制度的漏洞，防止悲劇重演。現行機制的問題在於政府假設學校有足夠能力處理虐童個案，但是學校根本沒有法定調查權，如果施虐者不與學校合作，學校難作跟進。故此，較合理的做法是由擁有法定權力的社署、警方盡早介入調查。更甚的是，按現行機制，社署無異於完全信任校方所做的決定，並假設不會出現欺上瞞下、學校誤判的情況。事實上，聯合國2013年曾建議香港實施強制通報虐兒個案機制，可惜政府未有跟進，間接釀成今天的悲劇。

另一方面，這事件也源於公眾的警覺性不足，未有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事實上，「體罰」、「虐兒」之間的界線含糊不清，公眾一直有錯誤觀念，以為「虐兒」是家事，不應輕易介入。就此，政府應研究全面禁止體罰的可能性。據防止虐待兒童協會在去年四月的統計，一共有52個國家立法禁止體罰，2005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曾提出相關建議，惟港府未有理會。現時要控告家長虐兒，一般都會使用《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1）、《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39 條，一般的情況下，程度較嚴重的個案才會獲警方受理。

對於全面禁止體罰，政府一直以部分西方國家也未立法為由諸多推搪，並言自己已進行公眾教育，云云。但是從這次悲劇可見，體罰容易失控，政府須慎重考慮應否就此訂立清晰界線，讓社會認識到體罰為禍甚深。政府在1976年制定《幼兒服務條例》禁止所有人對幼兒中心內的兒童施體罰，在1991年9月修訂《教育條例》，規定教師不得體罰學童，本質上就是否定體罰這行為，既然如此，政府又何不將之徹底禁絕？

就這次悲劇，教育局的、社署、興德學校都要作清晰交待，現時各部門互相推卸責任的局面並非公眾所能接受。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訂明》「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各部門、組織都必須反思己過，盡快修補制度漏洞，而不是只求從事件中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