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回顧 · 觀點】「新時代」中國速度不減，城市病依舊嚴重
2017年10月，中共召開十九大，習近平繼續強化其政治權威。多年不見的「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的政治術語強勢回歸，確立了習近平的領導核心地位，加上「習思想」寫入黨章，突顯習近平的政治地位在中共歷史上擁有絕對權威。從嚴治黨、掌控意識形態、互聯網整肅、治理現代化、低端人口、環境危機等構成了2017年中國關鍵詞，中國依舊跨步前進，但多年來高速發展潛藏的危機亦令作為執政黨的中共不得不加強提防，避免隱患接二連三的爆發，最終影響中共的執政權威。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以及中央對港管治權要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也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
強權政治：「習思想」寫入新時代，對港強調「全面管治權」
中共十九大無疑是2017年最受人矚目的政治事件。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又稱「習思想」）並將其寫入黨章。這是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及「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後，中共新的核心思想。在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路線基礎上，奠定了中國未來的政治圖譜。十九大的另一焦點，或打破常規的是「隔代指定」的議題，習近平並未在今次會議後的人事布局上確立下一任接班人，突顯當前中國面對的難題複雜，在進入改革深水區域中需要更堅定的引領方向。十九大後，中國以中共為領導、中共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體制已然牢不可破。社會觀望的是，在強化體制領導和確立習近平治政理國思想後，中共能在改革路上再創下什麼令世界觸目的成就。
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打破了「後天安門秩序」，結束了精英利益共享和集體領導的局面，停止長期以來「悶聲發大財」、「九龍治水」，甚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從習近平上台打破舊勢力格局後，中國政制格局從集體領導轉向核心領導，塑造了「習核心」的領導權威。相比於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打破保守派的格局、引入改革派和技術派，習近平則走出了權貴精英的「集體領導」模式。
在這一年，習近平繼續延續反腐運動的路線，講求以「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為核心的「從嚴治黨」，除了政治格局的調整目的之外，亦能回應公眾對廉潔制度的期許。今年最引人關注的，無非是胡溫時期的非正式接班人孫政才落馬事件，這是繼整肅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四人的政治集團後的最大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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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習核心」的個人地位提升外，還必須看到政治格局的變遷。從中央政策研究室走到中央政治局的王滬寧，曾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撰寫具備綱領性的政治論述，可稱為打造中共理論第一人。王滬寧本身未有基層管理經驗，出身自學者身份，晉升到政治局常委，可見中央對理論智囊愈發重視。
在對港政策上，習近平則在十九大用三百餘字論述一國兩制，其中有兩大關鍵信息，一為中央對「全面管治權」與香港擁有的「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二為發展「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全面管治權」的說法，其實早在2014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已經提出，追根溯源則來自於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期間，有諮委提出「中央對香港的權力是絕對的，全面的」。習近平此番特意強調，旨在回應近年來香港社會出現的自決甚至獨立的主張，對中央權威及國家利益的挑戰。
在十九大前後，香港政府地區的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回應近年中央對加強港人愛國觀念的期望。例如原本應於今年6月進行第二階段諮詢的中史科改革，安排在林鄭第一份施政報告發佈後，中史成獨立必修科亦寫入施政報告中。其後，還有李飛訪港解讀基本法、國歌法、官員來港解讀十九大報告等，無不顯示出中央將以更明確的態度加強對港府在民族意識、國家安全問題上的指引。
城市病痼疾依舊：公民權利與政府責任應兼顧
十九大報告中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定義上，從「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重新論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的藍圖，還體現在十九大報告中頻繁出現的中國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法治國家、一帶一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等詞語描述上。
然而，頗為諷刺的是，在今年下半年，埋伏已久的城市病遇上國家治理的粗糙手段，接二連三爆出地方官員犧牲草根百姓生活權利的社會事件。
在經濟發展和社會利益的權衡中，中國城市病的問題逐一爆發。譬如由一場大火揭開的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揭露官方用粗暴手段大規模清理外來非京籍人口。低端人口的概念，並非只針對外來人口或低收入人士，而是在國家發展及城市更新中，最容易被剝奪權利、擁有最少上流機會的低端階層，亦是社會發展中最先被犧牲利益的群體。
以低端人口來定義窮人，體現出官方在做決策中缺少人道主義思維，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亦無秉持人本精神。在清除低端人口事件引發軒然大波後，官方曾矢口否認有該說辭。事實上，儘管在北京一級文件中以「控制」、「優化」和「疏解」來體現政策，在北京昌平、平谷和大興三區的新城規劃文件中，都曾出現「低端人口」的說法。追本溯源，在2006年市級文件《北京市「十一五」時期重點新城發展實施規劃》中，已出現「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減少低端產業、強化外來人口管理、加強出租房屋管理、拆除違法建設和改造『城中村』，以及加強本地人口尤其是農業人口的就業培訓、強化城市管理等綜合調控與管理手段，防止低端外來人口在新城大規模聚集，進一步加大高端人才的引進力度，提高新城人口素質和優化人口結構」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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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部分地方政府在調控城市人口結構以及城市功能上有強力舉措，並且隨着經濟急速發展、城市功能轉變後有更為強勁的趨勢。4月公布的雄安新區，就承擔了宜居、排除城市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標，與十九大報告中官方強調的「美好生活」相呼應。更重要的是，雄安新區的開發很可能成為「習核心」的中國夢中的最大政績，堪比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
但問題如影隨形，在中央集權體制下，官方動員力和執行力的確可以加速實行政策，但由於地方、前線官員或急於求成，片面解讀中央頂層設計，在產業經濟、環境治理和人口調控上或顧此失彼。早前「煤改氣」致華北居民受凍，引發人道主義危機，亦是高層規劃欠周詳、前線執行急求功的後果，不禁惹人發問：為何受苦難的總是窮人？
城市發展及社會轉型中，底層人民的處境應該擺在什麼位置？這是執政者不能忽視的問題，更是追求、實現「公平正義」這核心命題的關鍵。因國家發展需要推動人口流動，又因城市功能轉變驅趕低端人口，在這個過程中底層人民沒有與權力、資本博弈的能力，亦無自主選擇的機會，鄧小平強調的「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遙不可及，漸漸失去對政府、執政黨的信任。官方為清除「不穩定」因素而採用的粗暴手段，反而變相促成更多不穩定因素出現。
過往二十年，中國的高速發展總會夾在集權政治體制和社會矛盾的爆發中。習近平在第一個五年任期，以「習核心」為關鍵的執政理念，亦滲透進社會、文化、經濟等不同領域。習近平曾提出「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但顯而易見，部分地方官員的執行能力，與這個目標還有很大距離。中國若要真正有大國擔當，不應以數字記政績，而是以民心為本作出決策。
公民社會與意識形態：中共對異見的包容度應更寬大
曾書寫「我沒有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於2017年7月13日病逝，可謂是中國公民社會不可抹去的註腳。劉曉波是非暴力抗爭者、文藝學博士、作家，也是一代追求民主自由中國人的代表人物。劉曉波一代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雖然在國情認知上較偏向理想層面，但其愛國愛民的知識分子情操，無人可以否定。但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國內仍受到不同程度的監控，部分更被貼上「反對派」的標籤，中共在處理與他們的關係時，常予人進退失據、不盡妥善的感覺。如何平衡國家安全與善納諫言，將成中共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即「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
劉曉波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時光，仍被當局嚴密監控。劉曉波的生命剪影，影照出中國異見人士所身處的景況，以及公民社會依舊陷於久久未走的嚴冬。中共應盡快結束對異見人士、特別是如劉曉波般具高尚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的不必要打壓；對其家人尤其不應施加困鎖——在此意義上，中共首要做的事，就是釋放劉霞在內的相關人士。
黨媒曾發文指「中國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並批評西方國家無權壟斷民主國家的標準。但無論民主的標準有何差異，民主國家或政權都應有相通點，那就是對人民的尊重，對不同意見的理解與包容，與及對公平正義的肯定與追求。一個能吸納不同意見並以完善體制為己任的政權，應能吸收多元觀點，應以人為本，審慎思考人民的不同訴求。中共從人民的苦難中走出，應該本着信任人民的心，繼續推動政黨、政府、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協商體制的建設，絕不應為了鞏固派系權力、累積短期政績，而失去人民的信任，只能這樣才能達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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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緩慢，泱泱大國不能單靠高效政府引導，穩固的社會民眾參與基礎，同樣重要。自2012年以來，北京持續整頓發展逾廿載的公民社會，人權組織、NGO、勞工組織、女權組織、自由派知識分子等等均在整頓之列。同時，中央對互聯網、媒體等公共平台的控制，對意識形態和愛國觀念的形塑，亦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生活。
從被迫到主動選擇「遠離政治」，新一代年輕人的信仰與物質主義緊密相連，就目前階段看來，這種發展是不利於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在2017年，信息流動繼續遭到阻隔，網信辦加強整肅網絡信息的流布，首次明確規定提供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應用程式、論壇、網址、微博、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必須取得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此後，娛樂類自媒體集體遭封鎖，官媒人民日報更評論指，「讓高雅的文化佔領陣地，低俗的東西才不會有市場」。在大陸，由於網絡監管持續強化，敏感訊息被「404」（指「刪帖」）的情況比比皆是。這種生硬的監管手段，難說和現代傳播發展與時並進。公民社會離不開民眾參與，北京既然決定要走一條異於西方的公民社會路，則須深思在整頓過後如何有效推動持續而積極的建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