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值得更友好

「今天正好是安倍首相國葬兩周年，沒能給他帶來好消息，衷心抱歉。」高市早苗雖然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的首輪投票中得票最高，次輪卻不敵石破茂而落敗，或許意味日本政壇還未準備好誕生第一位女首相。深受安倍晉三提攜的高市早前揚言若果就任首相將會參拜靖國神社，其過份右傾的立場必然亦為自民黨國會議員所考慮。

第五次角逐自民黨總裁的石破茂，早在2008年第一次參選就敬陪末席。2012年捲土重來他原本得票最高，卻在次輪遭安倍晉三逆轉擊敗。2018年再戰安倍，絲毫無法動搖其總裁之位。安倍卸任後又不敵菅義偉，這次他自言是從政生涯中的最後一戰。在次輪投票中憑着來自國會議員票的優勢，石破茂最終如願入主永田町。

石破茂上個月訪問台灣而引起大陸不滿，但他政治生涯的起點卻是田中派，由一手促成中日友好的田中角榮推舉進入眾議院。田中角榮在1972年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面對親台灣派的福田赳夫，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他旗開得勝，上任後即與外相大平正芳訪華，與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外長姬鵬飛達成《中日聯合聲明》。當時日方承認「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並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1978年8月，日本外相園田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方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訪問日本，成為歷史上中方訪問日本的最高領導人，開啟了中日關係歷來最緊密的時期。鄧小平在日本參觀新日鐵、日產汽車廠、松下工廠，在東京皇居與日皇昭和共進午餐。「中日兩國人民要友好，要團結，中日兩國要和睦，要合作」，鄧小平當時說。

這是十億中日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歷史發展的潮流，讓我們為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為迎接中日關係更加燦爛輝煌的前景，為亞洲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後百廢待興，周恩來和鄧小平當時決定和日本友好，固然有着經濟發展的考慮。與此同時，這與中蘇關係破裂、中美探討建交的國際形勢亦不無關係。從《中日聯合聲明》可以見到，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地位，以及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台灣作為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場，是更不可妥協的大是大非。

不過在中日友好的過程中，日本侵華的歷史問題也沒有被擱在一旁。這不只是因為周恩來不滿田中角榮輕描淡寫地說「很大的麻煩」（多大のご迷惑），並得以在《中日聯合聲明》中使用「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的表述，1985年中曾根康弘成為第一位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後，中國不只嚴正抗議，民間亦於一個月後的九一八事變周年紀念日上街遊行，以及抵制日貨。

至於日本，不管對於侵華是否只有恥感而沒有罪感，他們對於中國的援助算得上是慷慨的。日本提供的援助貸款以千億計算，佔中方接受外國政府貸款總額的四成。而中曾根康弘在中（韓）強烈不滿其參拜靖國神社之後亦宣布不會再參拜，不是不知道歷史和政治敏感。在任日揆再次踏進靖國神社，已經是千禧年後的事。

中日友好作為高瞻遠矚的判斷，不能說只是權宜之計。事實上，侵華歷史以至釣魚台爭議原本並不阻礙中日建交及友好。《北海道大追殺》（內地片名《追捕》）成為文革後首部在大陸熱映的外國電影，男主角高倉健風頭一時無兩。後來張藝謀和降旗康男聯合執導的《千里走單騎》再次找來高倉健，馮小剛的《非誠勿擾》亦在北海道東部地區取景，同樣見證着中日關係友好的時期。

日本社會也不是全無反思戰爭罪責的聲音。歷史學者家永三郎就曾在教科書提及日軍的南京大屠殺以及在朝鮮的暴行，並且堅拒文部省的修改建議。及至九十年代，日本絕大多數的教科書都提及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問題，採用扶桑社教材的只是極少數。如果說川靖康成體現了日本典型的菊與刀文化，作為日本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大江健三郎就是一直從邊緣的角度作出反思，直言日本侵略亞洲國家而來的罪責。村上春樹不但在《刺殺騎士團長》沒有掩飾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甚至認為日本須為二戰不斷道歉，直到中韓認為足夠為止。這還未算上丸山真男批判日本服從權威、放棄責任的文化，以至子安宣邦指出昭和年代清算意識的缺失、日本依附在美國霸權下的大國意識。

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樹、子安宣邦他們是否少數，當然值得疑問。又或者說，這些聲音為何未能阻止小泉純一郎上任後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以及2012年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中日關係在世紀之交前後惡化，傅高義認為這與冷戰結束後中日（和中美）沒有了蘇聯作為共同防範對象，以及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推行愛國主義教育有關，但亦不得不指出日本應該在歷史課全面教導侵華事件，使用「侵略」字眼，並且政府高層不再參拜靖國神社。

更重要的是，日本自九十年代起失落十年、十年又十年，中國的經濟體量卻在2010年超越日本，接着直逼美國。既然這令到華盛頓感覺受到挑戰，甚至是威脅，東京又怎可能無感？日本由昔日援助貸款到如今強鄰在側，加上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對華發起圍堵，日本的右翼勢力自然乘勢而上，這也是安倍晉三推動修憲的大背景。

下周接任首相的石破茂支持修憲，將自衛隊重新界定為軍隊。不過成事與否，這與軍國主義仍離得很遠。須知道日本願意參戰的民眾不到一成，是蓋洛普調查國家或地區之中最低的一個，比起德國的兩成三和英國的三成三還要低一大截。日本在心理層面與中國的矛盾，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改變他們反戰的價值共識。在利益層面，中日更是沒有疏遠、反目的理由。

即使惡劣如2012年，釣魚台事件後中國訪日遊客一度跌至每月十萬以下，但不到一年數字已經回復正常水平。其後遊日旅客甚至愈來愈多，至新冠疫情前平均每個月80萬中國人前往日本，比第二位的韓國高出超過七成。中國目前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投資目的國，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和第三大外商投資國家。更何況最近日本同意擴大福島核廢水的國際監測，換取了中國同意逐步恢復進口水產，兩個亞洲經濟大國在開放、一體化的世界，沒有不合作共贏的道理。

歷史無比沉重，這不是說為了經濟利益可以置之不顧。但既然互相侵害了多年的法國和德國放下仇恨，中國和日本當然也可以。如果不要重蹈服從權威、放棄責任的覆轍，中日人民就有責任走在政治前面，透過民間互動，藉着理性和寬容，推動兩國冰釋前嫌。仇恨滋長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中日需要的是多幾個像羽毛球手譚寧和志田千陽這樣的好友。乒乓球員早田希娜的社交媒體上少了陳夢、孫穎莎、樊振東幾個朋友只是小事，無辜性命若然失去，道旁兒豈無責任？